“大专”谢泳的教授生活

课堂白描

白衣、长裤，高个头，46岁的谢泳教授站在讲台前。这是一门研究生选修课程，这是一间可以容纳50人的教室，落座的学生有四十多人。

“今天课程的讲义已经通过网络传给诸位了”，比起他的北人风貌，谢泳教授的声音显得文弱了些；比起他在知识界的声望特别是因“破格特聘”而广播的知名度，他谈吐的语调也显得太过平淡了些。他不疾不徐地讲授着自编教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概述》。1997年，他即著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微观研究》一书，至今出版的几本专著全部建立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

本学期在讲授研究生课程之外，他每周一都要坐船渡海到厦大漳州校区为本科生讲授另一门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虽然此前这位《黄河》杂志副主编在文学圈内摸爬滚打二十载，但是系统地讲授这门课程，还是第一次。但是他的一大优势，便是“家底儿厚”――珍藏有十几种旧版现代文学史教材，王哲甫版、钱基博版、王瑶版……“这些教材我比较熟悉，近几年出版的多种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我也较为留意”，于是多元的陈述与辨析，先就开阔了学生的视界。

如以校龄论，很多学生都可以在他面前称“大”，可是入校不过二三月，他却能在“老厦大”面前班门弄“史”，发表了考证文章：《胡适与厦门大学》。独特的发现，竟惊动了《厦门日报》记者，赶到校园里听他“细说端详”。

波折历程

每月36课时、平均每周9课时的授课量，对于这位初来乍到者，并不轻松，何况本科课程还要在厦门与漳州之间往返奔波。此外，学校的讲座、学生社团的邀请，他先后两次演讲《谈谈胡适》《私人遭遇如何成为公共事件？》，后者分析了1946年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呈现一些新解密文件的内容。

有人说，他正处于创业前期的“积劳”阶段，辛苦难免。谢泳教授说自己更珍视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心甘情愿地从“起点”开始：“这次能到厦大工作确实非常幸运。近三四年来，国内至少有四五家大学希望我能过去教书，但都因为我的学历问题，最后没有结果。最早希望我去教书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当时我的老朋友夏中义刚从华东师大过去，他非常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共事，可惜因为我的学历，没有成功……”

一次次希望的喜悦，伴以一次次失望的折磨，最后都阻隔于“学历”这道关坎前。换个人，也许会因受不了这份“刺激”而作罢。

“抗击打”的大专生谢泳，一个机缘巧合，被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介绍给厦大人文学院周宁院长，深感人才难求的周宁院长向校方力荐，厦大朱崇实校长批准，谢泳被“破格”聘为教授。其间，厦大将谢泳的学术著述分别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北师大张健教授等国内著名学者评审，他们对谢泳的学术成就和研究能力都给予了不错的评价。历经11个月的考察、运作，按程序，厦大在网站发出聘任“公示”。

厦门大学破除学历“门禁”，聘专科生谢泳为教授，此举赢得舆论一片叫好声，而且是“一边倒”的叫好声。有人称之为“空谷足音”、“破大学的天荒”、“开先河之举”，有人由此“向厦大致敬”！还有人称周宁教授为“蔡元培第二”，将此事与“蔡元培礼聘梁漱溟、燕京大学聘用钱穆”相提并论。学者王晓渔、丁东、杨东平、余杰、智效民、作家韩石山等也纷纷撰文，给予好评。

好在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准教授谢泳，没有被热度冲昏头脑，他表示：“非常愿意加盟厦大。”他说：“我没有向学校提任何先决条件。来厦大，我有一个可以专心从事学术的环境，收入也比在《黄河》杂志高一些。”他还认为，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他说自己的态度源于对此事的“合理判断”。

学生评点

“总体上来说，这门课程内容比较枯燥”。选修课程的研究生30人，结果每次来听课的有四十多人，其中不乏“慕名而来”者。一位男同学已经修满硕士研究生学分，来听课是为“跟谢教授学一学搜集史料的方法”。

有学生用“慢声细语，云淡风轻”来表达课后感，还将他归类为“慢热型”：“他的话语之中，很少有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对于学生而言，是不满足的。直到他讲到胡适的时候，才体会到他的讲课是一种温情，一种理性的又带有一定情感的温情。”

他讲课时常称呼同学们为“诸位”或者“诸君”，这种旧时礼仪令在座学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动，让我想起曾经的民国时代，曾经的那些人物”。“上完谢泳的课，我会有两种冲动，一是赶快去图书馆资料室，那里有发黄的旧报纸，有《新青年》，也有《观察》；还有一种冲动就是赶快去逛旧书店，当然，最好是满载而归。”

对话谢泳

记者：谢老师从山西千里迢迢来到厦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都有很大不同，会不会有“水土不服”的情况？课堂讲授毕竟和以前写文章不同呀？

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应。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我是山西晋中师专毕业，正常情况下，毕业后的工作就是当教员，实际上毕业留校的两年里，我有半年时间在一所中学当英文老师。因此，如何组织课堂教学、组织学生讨论，我并不陌生。不同的是，授课对象换成了大学生。应该说，厦大的学生素质很不错。

记者：这次被厦大破格聘为教授，一片赞誉之声，厦大也因此广受好评、人气大增。有人甚至与“蔡元培礼聘梁漱溟、燕大聘用钱穆”相提并论。您怎么看？

谢：网上的评价过高了，意义也被过分放大了。首先我们这一代学人与前辈大师根本没有可比性，种种条件的制约，注定我们这一代人中，根本出不了那样的大师，我们只能望其项背。我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我了解那一代学人，知道大学者具有什么样的能力、风范。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文科学比较平庸，与他们相比较的逻辑起点都不存在。

这只是一桩“个案”，是一个私人事件，有人硬要从中解读出公共意义，我只能表示理解。

记者：也有学者撰文，认为此次谢泳教授入厦大，对大学和您本人都是一种考验。目前大学的考核评估制度备受质疑甚至批评，有人由此提出问题：谢泳的学术风格和现有的学术制度将会构成怎样的关系？互相冲突？互相妥协？还有人关心您的近况：“娜拉出走后又怎样”？

谢：首先我不是“体制外的、民间的”研究者，我始终在体制内工作、研究。其次，我以往的学术风格也从来都不是激烈的、对抗性的，我只是让史料、让证据说话，我的观点就在这些史料和证据当中。

目前大学的考核制度是否合理另当别论，但作为我个人一直在从事研究，完成这些指标没有问题。譬如要求教授三年出一本书，教授的讲义通常就是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多年积累之后，多数都要出版。旧时大学教授的学术成果许多都是由讲义而来。我的讲义经三年的课堂完善，三年后完全可以出版。而且目前我手头就有两本现成的书稿，只要找到出版社就可以了。至于发表论文也不是问题。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有些冒犯，譬如有另外的学者认为，您的学历较低，缺少博士、硕士的专业训练，有一个先天不足的问题，特别是同北大、复旦这些顶级学校培养的顶级人才相比。您认为这个问题存在吗？

谢：首先应该承认，这种缺陷是存在的，在我学术研究的道路上，没有直接受到老师的训练。不过，人文学科的训练，有它的特殊性。我接触文学评论较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与谢冕、孙绍振等名师接触，开会时也特意向他们请教，也算耳濡目染吧。另外我比较注意学习，注意学习的系统性、完整性，我对收藏的很多专业课本，进行过梳理、学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缺陷。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按照学术规范进行研究和写作，否则也不会得到专家的认同。

博士有他们的特点，我也有自己的特点，各有长短，学术研究也需要“合而不同”吧。

记者：据说您读英文专业，心里并不喜欢，反而对中文专业的内容感兴趣，读书很杂。据说1985年《批评家》杂志搞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只有两个人是自费订阅，一位是省委宣传部的主管，另一位就是阁下。后来您竟被调入《批评家》杂志，从此改变了命运轨迹，是这样吗？

谢：应该说，当时的《批评家》杂志负责人就给我“破格”待遇了，我由此与文学结缘。我研究过当时的报告文学，不过真正走上学术道路，是20世纪90年代初从研究储安平和《观察》杂志开始的。

记者：这个问题也有些冒昧,听说您出生于“右派”家庭，这之间有内在的关联吗？

谢：也许有。我少年失怙，由母亲抚养长大。她教我从小看重文化，尊重文化。当储安平和《观察》的研究告一段落后，我也困惑一段时间，一时找不到定位，研究过鲁迅，写了两篇文章自己都不满意，改换成张爱玲研究，还是不行。这时，我又回到储安平和《观察》研究上，发现与储安平同时代的那些大学者，在西南联大时期那些旧人旧事，非常有意思，此前，也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教育史的角度，我不同，我从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角度切入。(《北京青年报》07.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