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追寻文学背后的人生
80年代后期，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教授钱理群开始“探讨隐藏在大量的文学现象背后的人的
他在《1948：天地玄黄》中说，包括郭沫若、丁玲、萧军以及胡风、朱自清、沈从文等在内，每个人在历史转折点播下的种子，都预示了日后结出的迥异的命运之果。《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则以曹禺跨越两个时代，其创作水平显示了极大的不平衡性为核心，探讨了一个“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即“一位二十世纪中国的软弱的天才，怎样被一种更强大的意志与力量支配，一步一步地放弃自己的个人的话语方式，丧失独立思考、独立创造的能力，以至到最后‘明白’的时候，人也‘废了’，不仅是身体的老残，更是心灵的残废。”
到《我的精神自传》一书，钱理群把自己作为一类知识分子放在了解剖台上，他以一个人的内省，努力延续和丰富着数代人的精神谱系，复杂而天真，悲凉而炽热。
自传背后的精神剖白
《我的精神自传》中，钱理群先从剖析自己的家庭入手，因为这乃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高度缩影。钱理群的父亲钱天鹤曾到美国康乃尔大学学农科，曾任国民党政府农业部常务司长；三哥担任过国民政府驻旧金山的领事。钱理群的另一个哥哥和姐姐加入了共产党，二姐夫丁毅是《白毛女》的作者之一。“历史就是这样，在20年代初中期大部分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那边，三四十年代最优秀的到共产党这边来。”
包括钱理群在内，钱家最小的三个孩子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念的大学。小哥哥就读于清华大学，姐姐在北京师范大学，钱理群在北大。但三个人的分配去向都很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在解放后的命运――他们被分派到福建、新疆和贵州等地。
钱理群曾经在贵州安顺师范学校任教，从21岁到39岁，度过了自己最有活力的岁月，包括积极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大动乱，经历了从狂乱的迷信到清醒的自省的精神的大蜕变。”文革后，钱理群结合民间思想，试图从马克思、列宁那里寻找自己的思想资源。而鲁迅著作则是其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1978年，钱理群考研回到北大，闯入学术界。他首先遭遇的便是身份的错位。他失去了中年，由于他介入学术界是80年代，很长时期都被称作80年代的“青年学者”。后来突然发现他老了，又把他叫做“老教授”；钱理群遭遇的第二个尴尬是，他这代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但是力不从心。
钱理群总结这代人的悲剧性：“尽管就个人才华、天赋而言，特别是后天努力、勤奋的程度，我们未必就一定逊于前辈与后人，但身受‘书读得越多越蠢’的时代思潮所造成的‘文化断裂’之害，致使我们中间很难出现大师、大家级的人物：非不愿、不为，乃不能也；而这‘不能’又确非自己的责任。”
“这一代人留给下一代人的遗言”
有记者问，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你认为你这代人历史的位置在哪里？你对你这代人的评价是什么？钱理群说：从1949年以后到文革是第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从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个理想出发，但最后走到了巴金所说的，“奴在心中”的结果。今天，面临市场化带来的诱惑，如果被利益收编，当把你内心的物质欲望全部焕发起来以后，那就是另一种形态的奴化。
我对这一代人的评价是不高的，包括我对自己的评价也是不高的。我们所做的贡献是有限的，具体来说就是这一代人没有出过大师，甚至连思想家都没有，理论家也没有。但是我们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既有底层生活经验又有上层生活经验，从某种意义上，比老一代还要丰富。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一代人就有这个条件。
《我的精神自传》就是把我所经历的写下来，我预设的对象是青年中那些还在思考的年轻人，还在寻找自己道路的年轻人。(《中国新闻周刊》07.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