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枚普通的圆形梨木雕成的印章，与一般印章不同的是，它被分成了5瓣，由村民选举出的5人各持一瓣。自从2006年这枚印章“诞生”以来，村里的开销都须经由这5个持章人统一审核。
我国约70万个行政村里，极少有像圭叶村那样一夜成名的。在谷歌搜索的结果令人惊异：这个位于贵州省大山深处仅有86户人家的侗族小寨，虽然至今远离网络，但在不到一个月内，与它相关的网页，已经突破300万个。
同样不到一个月内，来自全国各地约20名记者，先后从省城贵阳出发，坐上至少六七个小时的长途大巴，到达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县城，再乘车摇摇晃晃穿过密林，翻过许多座山头，最终来到这个小村寨。
记者们并不是来欣赏风景的。所有的人都为一枚印章而来。
这枚印章被称作“五合章”。即使是本村村民，也还有人并不确切知道它的正式名称。然而在互联网世界里，从上月底开始，它已被冠以“史上最牛公章”。
“五合章”的由来
“事情的发展看起来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33岁的村支书谭洪勇说，“我们根本没想过这个五合章会往深里发展，只不过是想用来监督我们村的财务。”
事实上，眼下由五合章来监督审核的，主要是一笔由县财政给村里拨的5000元办公经费。不过，在这个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的村子里，这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个村几乎所有人都还住着木头吊脚楼。他们从山上砍取杉木，涂上桐油，搭建起这种传统房屋。即使到2005年，村里还有6户人家屋顶盖的不是瓦片，而是长满青苔的杉树皮。这些因风吹雨打而变成黑色的吊脚楼里，总共只有60台彩电，16部电话，20部手机，5台洗衣机。
这里只有一条石子路。村里的小学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只有一名老师，同时教着两个年级的20多个小学生。当老师给一个年级上课时，另一个年级的孩子只能写作业。小学前的篮球场，是村里唯一一块水泥场地。
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村里的会计几乎只是“管空账”，因为村里的公共收入“很少很少”。直到2001年，县财政开始每年下拨2000元办公经费，这个数字在2005年增长到5000元。
“群众对村干部一直都不信任。”谭洪勇说。这位曾在山西大同当过炮兵的退伍军人，退伍后又在深圳当过几年保安，之后回到村里，在他27岁那年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尽管每年农历腊月底，村干部会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上一年的收支账目贴出来，但这种公布看起来并不能消除村民的疑虑。至少在两位村支书的任上，公布榜曾被村民偷偷撕掉过。“账是他们管，他们算，谁知道里头有没有问题。”有村民质疑。
2006年2月21日，当“保先”活动进入到“边议边改”的环节时，村里的党员们被召集到一起，其中有一个议题便是如何解决村里的财务公开问题。
谭洪勇记得，当时有人提议村里的财务账目改成每月公布一次，也有人觉得现行账目公开方式太呆板，可以换些灵活的方式，但具体怎么个灵活法，却说不上来。在七嘴八舌中，村里一位叫谭洪源的老党员，提出了“五合章”的构想。也有一种说法认为，五合章的产生与谭洪勇兄弟二人同时“执政”有一定关系。在2004年年底开始的换届选举中，谭洪勇连任村支书，而他的哥哥、39岁的谭洪康，曾经的村团支部书记和村民小组长，被选为村委会主任。尽管这个村里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都姓谭，人们或远或近都是亲戚，但在这个小小的“政坛”上，亲兄弟俩同时“执政”还是第一次。
57岁的谭洪源在村里当了许多年会计,“我管账太多了，就算我老实，人家还是要怀疑。这么搞了，就没人怀疑了。”他说。
谭洪勇用铅笔画了一张印章的草图，找到村里的老木匠谭洪灿。谭洪灿接了活，从床脚下把刻章用的工具翻出来，又找来一截梨木，劈成五瓣，一瓣一瓣开始雕刻。
当谭洪灿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将刻好的印章交到新任支书谭洪勇的手里后，不久村里就召开了村民大会。
2006年4月3日，60多个村民吃完晚饭陆续集中到村里小学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教室内。女人们把孩子也带来了，男人们抽烟把教室弄得烟雾腾腾。这天晚上的会议内容，除了村主任宣读镇政府文件、分发稻种和营养液之外，便是投票选举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人们看到那枚印章摆在桌上。村支书谭洪勇说：“希望你们选出最信任的人来管这个章，来监督村两委的账。”
很快，全村4个村民小组各自选出一名代表。而这枚印章的构想者谭洪源以支部委员身份当选。当着村民的面，5个人当场从村支书手里各自接过自己那瓣印章。
按照最初定下的规则，5人中只要有一人不同意，村干部的票据就不能报销。“既然需要大家都同意才能合起来，就叫‘五合章’吧。”谭洪勇说，自己最初就是这样给这枚印章取了现在的名字。
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那天晚上，38岁的养鸭专业户谭元煜从村支书手里接过一瓣章，揣进口袋，回家把章锁进了箱子。直到大约两三个月之后，村里喊他们“管账的”拿上章去开会。
以前，一张票据能不能报销，取决于村主任的签字，“可以说是村主任说了算”。村主任的票据，则只要找村支书或者文书签字就可以报销。
所以，当谭元煜和另外4个“管账的”吃过晚饭，第一次揣上各自的那瓣章坐到一起，村干部把票据掏出来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发现，情况似乎不一样了。现在，“一张发票能不能报销，由五合章来决定。”老木匠谭洪灿说。
每张发票，都要在5个人手里传递一圈，轮流看过。“我们监督每一张发票。”养鸭专业户说，“每张发票用在哪里，我们要心里有数。”
在五合章第一次“办公”之前，村支书谭洪勇说，自己其实“有些紧张”，怕有票据通不过。不过至今他还没有被否决的票据，因为“我办事从来都很小心”。
不过他的哥哥似乎没有这么幸运。第一张发现有问题的票据便来自这位村主任。那是去年9月谭洪康去县里参加一个扶贫培训会，他只在票据上写道：“下锦屏去开培训会花28元”。以前“条子写到这样就可以报了，不用再详细”，但这一次，当它最先到达谭元煜手中时，没能通过，而在其余4人那里，同样没能通过。
村主任解释说，这28元，其中车费10元,买了一包烟应酬用，花了11元,吃了一顿便餐7元，因为“我爱喝点酒”，这其中2元是酒钱。
但他的解释遭到质疑：开会是有伙食的，怎么还要买便餐？他再解释，会议最后一天没有饭了。但这却没法让这5个人相信。此外，那包烟确实是用于应酬，还是他自己抽了？
5个人最终一致同意不予报销。“这张票我们先留着。”养鸭专业户对村主任说。
“不报算了。”村主任拿过票，当场一把撕了。“当时很生气，”他事后说，“我去3天才花28块钱，他们都不给我报。”
“当时（气氛）是有点尴尬的。”谭元煜回忆。但老木匠谭洪灿事后却呵呵笑着说：“生气不生气我们不管，给我们五合章就有这个权力。”
不过谭洪康从此“吃了教训”，此后票据都尽量交待得清楚明白。据说这张票据是他至今唯一没有被通过的一张。
另一张被五合章否决的票据，来自村文书谭元均。今年的一次审核中，他出示的一张16.5元票据被卡住了。票据本身写得很清楚，注明他是去县城为村里办事，其中12元是来回车费，买一包烟4元。不过，当票据在5个持章人手里传看时，有人发现，票据上注明的日期正好与文书受朋友邀请到县城去喝喜酒是同一天。结果，毫无争议地，5个人一致同意不予报销。“你这是办私事。”他们说。这一次，5个“管账的”人，当场把这张票撕掉了。
据说，至今他们审过的票据总共有258张，其中5张没有通过。除去村主任和文书各一张之外，其他3张经办人都不是村干部，票据写得不清楚。
几乎每次审核完毕，大多是由老木匠谭洪灿亲自将五瓣印章合一。有时他用胶带把五瓣章捆起来，有时用铁丝把五瓣拧到一起。后来谭洪勇看到固定自来水管时用的铁箍，就让他哥哥花3元钱买了一个。现在，他们把五瓣章套进铁箍，然后用螺丝刀将铁箍的螺丝拧紧。
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啊
等到第一届5名成员中有人外出打工后，今年6月9日，村里便重新在小学校的教室里召开村民大会进行了改选。这一次，规则有所不同。“原来村里喊开会很慢的，现在喊开会很快”，既然“开会的积极性上来了”，“那就干脆来个海选，谁得票多谁就当选。”谭洪勇说。结果，得票最高的前5名成为第二届民主理财小组成员。
这一次不再指定支部委员。“我们估计两位支部委员德高望重，群众支持度很高，可能会被选上，就不再指定了。”谭洪勇解释说，“如果要指定，怕群众会有反感。”
“那如果选不上呢？”“选不上就选不上吧。”
不过，最初提出五合章构想的支部委员谭洪源最终再次当选。但是几个月后，这位老汉就被在外地打工的儿子接走了。为此，12月9日，村民们又一次在吃过晚饭后，打着手电集中到小学的教室里，在空白选票上填写姓名进行补选。“你不觉得这样麻烦吗？”有记者问谭洪勇。“麻烦。”谭洪勇回答，“但不麻烦就不体现民主啊。”
谭元煜因为一度出外打工，第二次改选时不在5人之列。但这一次，当他刚刚结束打工回到家里，便以最高票成为民主理财小组的补选成员，重又拿回那一瓣章。(《中国青年报》07.1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