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社会、民族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的“大跃进”已经过去50年了。在这样的时刻，重新审视“大跃进”仍有重要意义。
之所以有大跃进，首先是民主的缺乏。经过“反右”之后，党外人士已难提不同意见，这时，党内民主便至关重要。从“大跃进”的历程可以看出，在发动前有周恩来、陈云等的反对，其后有彭德怀
其次，与不民主相关的便是信息完全被“领导意图”掌控，只有符合领导意图的信息才能发送，最后是越来越多的虚假信息使最高领导自己也被虚假信息误导。以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应付领导的检查似已形成“文化”，至今仍屡见不鲜。事实再一次说明，不许反映真实的信息自由、公开的流动，最终会酿成大祸。
再次，各级领导干部之所以在各种指标上“层层加码”，最后互相攀比到荒谬地步，还是干部评价、升迁标准所致，如果这种以“唯上”作为干部评价的标准不变，此类事便难以禁绝。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大跃进”的巨大悲剧说明了如果人为地制造一个“乌托邦”将带来何等可怕的结果。当“社会”消失，人们连在哪里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不仅不能有“自留地”甚至连锅碗瓢勺都不许拥有时，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如果农民能保有一小块“自留地”，如果拥有最低限度的“人权”――任何人无权任意到农民家里搜尽最后一粒米、拿净锅碗瓢勺――怎么也不会有以“千万”为单位的人饿毙。财产权、人权，确实是公民的“命根子”。 （《书屋》200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