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奔赴全球的灾区、战区、疫区，向在最恶劣环境下挣扎的人伸出援手，完全独立于任何政治、经济和宗教势力之外――这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金牌令。屠铮是惟一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医疗志愿人员。
1971年，屠铮出生在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参加过抗美援越的医疗志愿工作。14岁那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还拉着女儿的手，教她如何做手术。
1990年，屠铮在北京四中被保送进北京医科大学，之后硕博连读。2001年9月，她再赴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在这里，屠铮听到了“无国界医生”的名字。
屠铮的表弟潘渊已经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多年，他热情地鼓励屠铮去当“无国界医生”。屠铮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任职妇科主治医师。这时，她决定试一试，于是向“无国界医生”投了简历，2006年12月底，获准赴香港面试。
初到利比里亚
1989年，利比里亚爆发内战，长达14年的战乱导致20多万人丧生，上百万人流离失所。在激战正酣、利比里亚民众与外界完全隔绝之际，“无国界医生”的救援队伍首先进驻，坚持为战争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14年后，战争停止，“无国界医生”们仍然留下来，为当地人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
2007年3月，屠铮正式接到“无国界医生”通知，赴利比里亚执行为期半年的任务。她向单位提出申请，院方同意在执行任务期间保留其职位。
初来乍到，“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她所到达的“神奇之地”几乎是一片焦土，是联合国公布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截至2007年8月，该国注册医生仅为121人，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均为世界最高。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
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
神奇的B超机
利比里亚属于热带气候，素有“非洲雨都”之称，不仅衣服晾不干，连手术服的扣子都会锈住。屠铮和她的同事，不得不在后背上贴块胶布，顶替扣子。
这里年平均气温为25摄氏度，旱季有时会达到40摄氏度。除了必须保证手术室和药房的清凉，医院没有能力再安装空调。医院到处苍蝇飞舞，挤满孕产妇。
当地孕妇根本做不到定期产检，将近一半的人在家中按照民间传统方式接生。好不容易闯过鬼门关，忙着糊口的父母又疏于照料，孩子常常会被热油烫伤，甚至会掉进开水锅里。
有一次，一位当地妇女来到屠铮所在的Benson医院分娩，正常生了一个小男孩，发现肚子里还有胎儿，医护人员便采取剖腹产，结果接引出来的是两个。从未做过产检的妈妈，根本不晓得自己怀了三胞胎。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无国界医生”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只能够做血常规检验，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B超机刚开始被当地人神化。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利比里亚的“中国白人”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屠铮曾经去参观利比里亚一个较大的国立医院，那里有七八张产床，一个月顶多接生200个孩子。Benson医院，只有3张产床，一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百分之七八十的晚上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
屠铮不怕劳累，怕的是无能为力。她有一次在手术室当场痛哭。一位利比里亚产妇大出血，造成凝血障碍，在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屠铮做了所有能做的事情，还是止不住血。“在中国还能做个栓塞，在那边不可能。当时觉得挺无助的，只能撒手让她走。”那位产妇最后缓了过来。
在维生器械匮乏的状况下，与死神拔河的挑战接连不断。6个月中，屠铮眼睁睁送走6个孕妇，还有数量更多的孩子――比她过去从医10年见证的死亡还要多。每当这时，屠铮就会不开心，最激烈的反应就是不说话。同事们都明白这种沮丧，通常会陪着屠铮聊会儿天，让她慢慢地缓过来。
在屠铮心目中，最大的酬劳莫过于病人的康复和同事的认可。Benson医院还有近300名利比里亚当地员工。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中国女人挺能干的”，常常叫她“White Woman”。这里人只分黑人和白人。
除了尽力做好诊治工作，屠铮开始训练利比里亚员工，比如教手术室的器械护士做流产手术。屠铮先挑出最灵光的、一点就通的护士，教会了最聪明的，再由她们去转教别人。屠铮先是自己在一边看着，做好准备有事就上；随着护士们的水准提高，屠铮渐渐放手。护士们逐渐可以独立操作了。这是屠铮在利比里亚感到最得意的事情。
全球一家亲
“有很多事情你不做，你就永远不会知道你会从中受益到什么程度。”屠铮第一次出国行医，第一次踏上神秘的非洲，也第一次与来自不同国家的同事一同工作。屠铮说，在参与动机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无分别。无论初衷如何，工作时，大家都不怕苦、不怕累、很投入，也觉得很有成就感。队里一些来自美国和德国的志愿人员，“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愁，就是设法抽一段时间，想就自己的所长帮助别人。”
屠铮的好友、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优秀护士，曾经得过新西兰国家奖，在“无国界医生”服务很多年了，在组织中“如鱼得水”。她的职责是管理护士，同时负责阻断HIV母婴传播项目。她对医师管得很严，比如谈话必须签字，必须保护病患隐私，虽然有当地员工不以为然，但她坚持要做到规范。
在周末，志愿人员的住地就成了各国的美食荟萃。屠铮还经常带同事去中国餐馆，那里有上海馆子，也有东北菜。她用中国话点菜，比如“地三鲜”。屠铮也会在吃饭时趁机培养“中国通”，比如告诉大家，中国人吃饭时很讲究坐的方位，哪个是领导的位置，哪个是埋单的位置，喝酒干杯时杯子要放低一点。
谁是下一个志愿人员
2007年10月，屠铮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岗位上。她怀念做“无国界医生”时所收获的无与伦比的信任。将来是否还会接受“无国界医生”的任务，屠铮说要看机会。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无国界医生”感兴趣。百度网专门成立了一个“无国界医生吧”，热心网友精心贴上了“无国界医生”的介绍，甚至包括“无国界医生”各种在大陆的相关消息。“无国界医生”广州代表处则如全球各地的办事处，有很多义工前来协助行政、研究和联系等工作。也有大学生趁着暑假每天来当义工。
“志愿精神是一种全球性的东西。”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丁元竹评价，随着中国越来越开放，社会越来越全球化，中国公民参与全球志愿服务的机会也将越来越多。（《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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