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坛北街:人生两重天
北京的月坛北街，与钓鱼台东门遥遥相对，“文革”期间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区域，浩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此安家。
十年前，我采访浩然，在一遍遍的叙述中，月坛北街与他缠绕在一起，有时他要费尽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迷潭之中而不
采访中，他几次说了这层意思：“我的心很乱。”再深究，他就不愿多说。但有时，他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车。”
他又说了一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一封解释的信，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他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钓鱼台的方向而难于释怀。
病中的浩然
我曾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她说：“从去年十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他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听护工说，最后时刻的浩然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
他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
“浩然”这个名字是“60年代”生人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象。
我们写作文时大都受了他的短句子、简洁白描等影响，他文中所描述的理想化的场景也是我们刻意要模仿的。他的文字干净朴实，没有华丽的堆砌，不拖泥带水。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文艺界的是非事太多了。”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浩然是个本分人
好几位文联老人说，在动荡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受极左大风暴的左右，浩然难免做过一些错事，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本分之人，没有因为受江青的重视而显得霸气十足。他采取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就是一心想给自己创造写作条件。我记得，他用了“不足为训”四个字来总结过去那段写作生活。
1998年秋，他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了《文革回忆录》的写作合同，但迟迟不见下笔。他告诉我，已拟定一个简略的初步提纲，手边还有完整的当年日记本，写作时估计不会有大问题。我劝他早日动笔，他摊开手说：“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文革回忆录》只留下一份提纲，那些与时代风云紧紧相联的场景、细节都随着他的离去而消散。（《北京青年报》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