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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子女说父亲

2008-03-0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谈起父母与兄妹们的关系,胡德华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竟是“他们才不管呢!”这是胡耀邦夫妇对待子女的一贯态度。正因如此,胡家子女从小就在“自力更生中长大”。

;长子胡德平 次子刘湖三子胡德华小女李恒

这是一个典型的北京老四合院。胡耀邦逝世后,小儿子胡德华一家便陪伴母亲居住在此。

翻看胡家子女的履历,个个都算功成名就。长子胡德平,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次子刘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三子胡德华,上世纪90年代从中科院软件中心下海,投资项目囊括科技开发、植树造林、填海造地;小女李恒(满妹),中华医学会副秘书长,某外企高管。

“稀里糊涂”地长大

“我多次询问母亲我的出生地,她的回答竟然是‘记不得了’。”胡德华总是觉得遗憾。1948年11月,任兵团政治部主任的胡耀邦正在太原战役的前线,而夫人李昭在后方的石家庄,即将临产。就在此时,石家庄遭到敌方偷袭,身怀六甲的李昭在警卫员的保护下,迅速转移。“母亲只记得被拉上一辆运煤车,跑了大概一两天,途中生下我。”胡德华最后自己推算,他应该出生在河北井陉。

由于家里已接连生下两个男孩,父母都望女欲穿,以至于他出生后,父亲直接从前线传话:“既然又是个男娃,也没什么好回去看的。”在父亲的失望中,胡德华默默地来到人间。不仅没有出生地,他还和其他兄妹一样,一直没有大名。

“如果要按现在的说法,我父母就是典型的‘工作狂’,孩子生下来就不管了,能活就活。”胡德华和兄妹们都是被外婆拉扯大的。

1950年春,川北地区获得解放,胡耀邦拖家带口到了四川。在这个全家团圆的时刻,胡耀邦的父亲看着一群都是小名没有“大号”的孙子,郑重地拿出家谱。“爷爷宣布,我爸是‘耀’字辈,我们是‘德’字辈。家中‘德’字辈出生的男孩,以后按长幼分别叫平、安、发、财。”于是,胡耀邦的长子名为德平,轮到三子,就是德发了。之后在北京上幼儿园,由于德发的“发”繁体字太难写,幼儿园老师自行将其改为胡德华。至于当时孩子名字叫什么,是否妥当,胡耀邦夫妇完全无暇顾及,听之任之。

1952年,胡耀邦夫妇终于在四川南充迎来小女儿的诞生。“家里人特高兴,外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就给小妹起名满妹。”在胡德华看来,家中这个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儿,备受宠爱。满妹直到参军时才起名李恒,随母亲的姓。

同年,胡耀邦调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第二年,已经4岁的胡德华说着一口四川方言跟随母亲来到北京。在胡德华的记忆中,父母为他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标准,只是一条―――全托,能住校。而在满妹的回忆录中,她也这样写道:

“小时候,父亲对于我来说,虽然并不陌生,却也不太熟悉,至少不感到亲切。我还多少有点害怕这个从来没有跟我玩过的爸爸。母亲一向只顾工作不顾家。1952年她随父亲来京不久,便加入北京的棉纺行业,从此以厂为家。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只抱过我一次,可当我好奇地伸出手去摸她那亮晶晶的眼镜时,她‘啪’地给了我一巴掌,我吓得大哭起来。外婆急忙从她怀里把我夺过去,埋怨道:‘从来也没抱过孩子,就抱这么一回,怎么还打她!’母亲说:‘她要是把眼镜弄碎了,我明天怎么工作!’”

四个孩子三个姓氏

胡耀邦家中4个子女却有3个姓氏,除分别随父母姓胡、李之外,还有一个姓刘的。胡德华说,他们从小就知道有一个“送了人”的二哥。

1945年冬,胡耀邦担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将赴前线作战。李昭也要求同往参加战斗。无奈,胡耀邦夫妇将未满40天的次子,送给了陕北老乡刘世昌。“父亲只提了三个条件:一是不要把孩子再转送别人;二是将来要让孩子上学;三是让他自由恋爱。父亲坚持让孩子随老乡姓刘,老乡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就叫刘湖(胡)了”。

从胡德华出生起,就没见过二哥。这一别,就是十几年。解放后,刘世昌一家辗转到了青海。他牢记着胡耀邦的嘱托,即便家里连吃饭都困难,还是坚持让刘湖上了学。13岁时,刘湖小学毕业,各门功课成绩优良。其间,胡耀邦从没有来找过儿子。

当得知胡耀邦已在北京任职时,刘世昌和妻子犹豫再三,硬是把含辛茹苦养大的刘湖送回了北京。“父亲看到刘世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他拍着二哥头说:‘记住,刘世昌永远是你父亲!’”此后每逢寒暑假,刘湖就会去看望刘世昌夫妇。

“走资派”的后代

“文革”期间,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发配到了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劳动。“母亲被隔离审查,年近七旬的外婆被轰回安徽老家。父亲的秘书、司机也早就撤走了,满妹曾一个人住在三进大院子里,几十间房子空空荡荡……”

胡德华当时还在上高中,他的理想是考清华大学、做工程师。然而刚读完高一,他就被分配到北京市政二公司工作,负责修马路。

胡德华记得,母亲比父亲受冲击还早,在“文革”中的境况更惨。她孑然一身,在牛棚里熬了一年多。然而,刚强的她从来不谈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煎熬。

由于“文革”,胡德华笑称二哥刘湖是预备期最长的党员,“二哥当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66年5月,他成为预备党员。一般党员的预备考察期是一年,但他刚入党一个月就赶上‘文革’,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成为正式党员。预备了十几年!”

老大胡德平也因为“文革”改变了命运。196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就在1967年毕业前夕,随着邓小平、胡耀邦被打成“走资派”,邓朴方和胡德平也成了“黑五类”子女。“大哥在北大成了专政对象,那时他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我大哥小时候特别淘气,但是后来变得越来越老实、沉稳。”

“文革”后,胡德平考取了中国思想史研究大家侯外庐教授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做研究工作。1984年,胡德平作为中共中央整党领导小组的特派员到了湖北省。在那里,他创办了曾经轰动一时的理论刊物。返京后,胡德平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之后,被提升为统战部副部长。

1973年,胡德华考入重庆通信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通信学院教书。他在南京一呆就是10年。1986年,胡德华进入中科院软件研究中心工作。他说自己的梦想一直是要科学救国。“以前觉得能当个科学家才是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但后来,胡德华却改变了想法。特别是父亲去世后,他在领导的鼓励下决定下海。

“我们比父亲差远了”

胡德华坦言,“我们比父亲差远了。父亲做人的骨气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无人能及。”如果说有联系,就是胡家人的共同情趣―――读书。

“父亲文化程度并不高,14岁就参加革命,但是他博览群书,不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父亲只要有点滴空闲时间,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他说每天坚持读1万字,14年就可以成为学者。”胡德华列举了父亲看过的书目,算起来总共有5000万字。

胡耀邦的子女对父亲都充满了敬畏。事隔这么多年,胡德华每每回忆起父亲批评自己的情形,心里还是有些慌乱,他说,就连父亲最疼爱的小妹,也没能沾父亲半点光。

1968年,满妹被分配到北京市

造纸总厂当车工。一年之后,看到大家陆续都去参军了,她自作主张,找到了父亲在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时的搭档―――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郑维山。她托警卫员带话:“我是胡耀邦的女儿,想请郑司令员帮我去当兵。”

作为胡耀邦的女儿,能当上兵,满妹深感不易。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根本不在乎兵种如何、部队驻在何地,乐不可支地来到当时全军最大的柏各庄农场,在师医院当了名卫生兵。”几年兵当下来,满妹却发现身边的战友,一个接一个地被推荐上了大学。苦闷至极的她,给父亲写信,希望父亲能托托关系,让她也有个上大学的机会。

胡耀邦很快回信了:“你原先分配在工厂,后来当兵我是不知道的,内心也是不赞成的,因为是走的后门。现在又提出想上大学,我认为你应该靠自己的能力。我们家的人不应该走后门,而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那时的满妹完全不能理解父亲,她把信撕得粉碎。

如今,一切都已成为过往。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胡家子女,最终归于平静安宁。(《环球人物》2008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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