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肚皮改变了脑袋

2008-04-1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翠花胡同在北京东城区,靠近华侨大厦和中国美术馆。像早春第一棵破土而出的嫩芽,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从这条狭长的胡同里冒了出来。

北京第一家个体

餐馆――悦宾饭馆

  这家叫“悦宾”的小饭馆,让老旧的胡同有了活力,吃饭的人络绎不绝,采访的记者更是蜂拥而至。据说有几十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饭馆的女老板刘桂仙。那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

快30年了,翠花胡同43号的门上,依旧挂着“悦宾饭馆”的招牌。

刘桂仙今年75岁,河北人,说话嗓门大,听上去跟小品演员赵丽蓉似的。

开饭馆,北京哪儿有呵

我从头跟你说起,要不东一榔头、西一杠子,我就乱哩。我那会儿干临时工,给人家做饭,跟师傅们偷学了不少技术。怎么说呢,我做出的菜,是我独有的味道,是我在学习的基础上又自创的,都是我自编自演,别人做不出来的。

我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闺女。家穷,有过7口人盖两床被子的时候。有天晚上,我听小半导体收音机,里边说东北有一对夫妻,自己蒸了包子上街卖。咦――,我一听心里受到启发,我学了一手好菜,可以开个小饭馆呵。

那个时候,没有个体户这个词。我跟我家老头商量,他说:谁让你开呀,北京哪儿有呵?开饭馆,那得有照,国家不批准,不能随便开。我说,那我去申请申请。

记得那会儿,东城区工商局在干面胡同东口,离我家不近,我也没自行车,就靠走。到了工商局,跟人家说想开饭馆,他们问你有屋子开吗?我说有,我把睡觉的屋子腾出来。“那你一家搁哪儿睡呵?”他们问。我说:“上房睡,上房顶。”办公室一屋子人,听了全都哈哈大笑。最后,他们劝我回去,说你孩子多、生活有困难,去找你老头单位,要点补助,他们这里解决不了,国家没政策。

从我家到干面胡同,要走一个多钟头,我天天去工商局,求人家,说好话,不行就耍赖。磨了一个月,没空闲过一天。不知咋的,记者知道了我这事,在报上捅了出来。说有个叫刘桂仙的女同志,天天上工商局,软磨硬泡要自个儿开饭馆。那会儿没人开私人买卖,所以觉得新鲜呗。过后,不知工商局得到上级通知了,还是他们合计了,反正同意了。再去,他们就跟我说:“这样吧,先斩后奏,你先开业,然后发照,回家准备去吧。”

我们一家就干开了。没钱买料,就上孩子他爸单位,要了一大车废料,旧砖头、破管子、油毡、木头,把我家屋子打通,又在院里盖了间小厨房、小洗碗间,搭了锅台,挖了地沟,通了上下水……弄好了,工商局的干部都来看了,还给我家做保,从银行贷了500块钱。

我拿这钱买了一台“雪花”牌电冰箱,是个次品,门上缺层漆,钱也就够买这样的,好的买不来。我又去买了4张旧的小桌,十几把小木凳,4块塑料布,然后放鞭炮,就这样开张了!

我拿着36块钱,去了朝阳菜市场。当时只有买鸭子不要票,我就买回来4只鸭子。

头一天,能有人来吃饭吗?唉呀,我跟你说,人排着大队。就顺着这胡同,排出去好几十米。还下着雨,打着伞呢。我把4只鸭子,做成好几种,有香酥鸭、麻辣鸭、八宝鸭,一块钱一份,一会儿就抢光了。东西卖完哩,人还不走,还排着。为啥?他们说了:“这顿吃不上,不是还有下顿嘛。”那大队排的,可了不得!那天,我家老头下班回来,一进胡同,瞅见我家门口那么多人,还以为家里出啥事了。那会儿,私人饭馆,仅此一家,大伙儿好奇呗!

这天中午,4只鸭子卖光后,我手里就有钱了。我又去菜市场,这次买回来7只鸭子。晚上,7只鸭子也都被抢光了。我就靠这些鸭子,倒呵倒,倒了一个礼拜,我有钱哩!

有了钱,我就买鱼买肉,买这买那,可以做30多种菜了。大虾我也卖,王八我也卖,鳝鱼我也卖,都卖啦!东西都是我从三河、宝坻、香河那边背回来的。

我那会儿只是想,不管多累也要坚持下去,让我的菜出名,让别人说,刘桂仙开的饭馆,菜好,人的心眼也好。我也不算计成本,就想着怎么做,菜才好吃。我做的菜,都用香油腌渍,所以菜味浓,鲜香不腻。

过年时,我家来了俩副总理

外国大使馆的人也来了。他们来我这儿吃饭,一是我的菜确实好吃,大饭店里没有,还很便宜,一个菜只有几毛钱;另外,他们到悦宾饭馆,是来看看,观察观察,上我这里捞东西,想从我嘴里套点什么。你想想看,怎么北京冷不丁冒出个私人饭馆,这么多年都没有,为嘛现在突然就有了,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要往哪里走呵?他们问我的净是这些话:“你怎么选择自己开饭馆了?是谁叫你开的?”“这个小饭馆,能开长吗?”“你怕不怕再来文化大革命,整你?说你走资本主义?”我说:“我不怕,大不了把挣的钱退回去。我说我信一条,跟共产党走,肯定没事!”他们听了都笑,说我很会讲话。

你知道吗,当时,有77个国家的记者采访过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来大小记者二三十号。一看来的记者多,我都想哭。为嘛?愁的。他们采访我,不是要耽误做饭,我也没工夫买菜了嘛。我家小厨房里有扇小窗户,后来,我就叫记者站在院子里,我在小厨房里炒菜,把窗户打开,他们待在外头问,我一边炒菜一边回答。

头一年春节,提前一个礼拜,公安局的人把我叫去了,跟我打招呼说,国家领导人和北京市领导要上我家拜年,让我回去准备准备,别跟孩子们说,要保密。

过年的时候,我家一下来了俩副总理,是姚依林和陈慕华。他们第一站去了前门的“大碗茶”,然后去了西单菜市场,再来我们悦宾饭馆,都是当时的新生事物,所以来拜访拜访。

那天中午,正好有美国大使馆的人来吃饭,吃的是饺子,在我这儿过年。姚依林和陈慕华来了以后,在饭馆各处走走、看看,嘱咐我要把孩子们管好,饭菜要做好,冷热分开,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菜要大众化。

哎呀,当时热闹极了!胡同里全是人,挤不动。

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挣了钱,我就攒着。悦宾饭馆实在太小,我想扩大一下,可是没有地儿呵。我想买房,在胡同里东家问问,西家问问,没人想卖。最后卖房给我的这家,也费了好大劲儿,晚上过来跟人家说说话,送点菜吃吃,这才同意。我在鼓楼那边给他家买了房,还给了1万块钱的搬家费。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1万块抵现在的10万块呵。就这么着,我买下胡同里的这处房子,大小12间,又开了一家饭馆,孩子们给起了个名叫“悦仙美食”。

个体户后来就多了,饭馆开得遍地都是。瞧我家生意这么火,可能受我的启发,翠花胡同里,一下就冒出七八家饭馆。但是闹了一阵儿,都不行,最后全关张了……我哪儿也没搬,就在这个胡同里,不管刮风下雨,照样有人来我饭馆吃饭。

虽然我挣过钱,可我心里一直觉得没钱。回头看,这30年,我最不满意的事,就是把辛辛苦苦攒的一点钱,赔喽!

这事过去10来年了。咋赔的?干了个木器厂,栽了个大跟头,不懂,外行呗,结果赔喽。开始,我不想干,想开饭馆,我家老五说,开饭馆太累、太操心,挣不了大钱。咱家也弄个厂子!

我让他给说活心了,那就干吧!木器厂就在小汤山我现在住的那个村里,租了好几十亩地,盖了好多厂房,配了好多机器,主要做门、地板。

可厂子没让我挣钱,反而赔了。一是该账,这家拿了我的货,钱该着,那家也该着,该来该去,钱就要不回来了;二是隔行如隔山,门做得不对。我开饭馆实在,做门也实在,我家干的门,全实木的,太沉。别人做的门框,都是木板的,飘轻。我家门一安上去,就拽歪了,结果人家就说质量有问题。可看看我家的门,瞅哪,哪儿也没毛病,都没法修。反正东一榔头西一杠子的,厂子完了。

哎呀!这个木器厂,赔了我600多万呢,把我这些年攒的钱,都赔完了。

像我这俩馆子,开在这么僻静的胡同里,离胡同口还有好几十米远。现在,开了快30年,要是一般的小馆子,早就不行哩,可我的还挺火。前天,北京刮那么大的风,照样有人来吃饭。天天不光客满,还能翻桌,尤其晚上翻得多。

我家小饭馆能坚持下来,靠啥?靠菜好、靠心眼好、靠做人实在!

一样的东西,为嘛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我加工大,比如我做盘鸭子,要走五道工序才好,别人可能一次就上桌了。我家厨子,都不是从外边招来的,外头来的厨子不会做我家的菜,所以我招不到厨子。我现在用的厨子,开始都是在我家打杂、洗碗,当服务员的,是我手把手,一点点教出来的。有人都干一二十年了,也没走。

俩饭馆,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

别小瞧我的俩饭馆,它们虽然小,却养活了我们老少四代,一大家子人呢。现在,还有二十来个伙计在这里干活。这十来年,每个月,我家都交六七千块钱的税呢。

我安心照管着俩饭馆。饭馆收入挺稳定,起伏不大。我老头、俩儿媳现在也帮我照看着。我手上,现在没什么钱了,挣的钱,一月一分,算发工资,每月每人6000块。

我不想让它倒闭,开到哪儿算哪儿。这不嘛,我让我孙子回来了,看他是不是那块料,现在瞅着,还可以。他乐意在我的饭馆里干,不觉得自家店小。他和他妈负责买菜,开车去南城的新发地,买一次使两天,不够在近处再买点。将来是不是把饭馆交给他,我还没这么说,先看看他出不出息。别瞅着这饭馆不大,可婆婆妈妈的事多极了,操心着呢!(《中国青年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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