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挑战。理论创新的缺失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不利？中国如何获得理论创新能力？几位学者就这些问题发表了意见。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不久
庞中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缺少理论创新使我们往往处于被动的状态，比如在外交领域，理论和概念创新上的贫乏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美国对华政策研究机构和外交部门往往能提出一些提纲挈领的核心政策概念，我们却常常是被动地解读、应对，甚至不得不接受某些有关双边关系的概念或者定义。本来，这些政策概念要经过中美双边谈判和多次沟通，达成协议才能正式应用。
郑永年（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在中国，我们只有史学传统，而缺少社会科学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中没有一个概念是和中国相关的，更不要说是理论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家和思想家，都是欧洲的转型的产物。就是说，他们的学说和知识产生于对欧洲转型的观察和研究。中国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巨大的，但到现在为止，却没有产生一个和中国的转型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具有责任感和紧迫感。简单地接受西方理论永远建立不起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科学，或者中国社会科学。
庞中英：要真正实现中国的理论创新，必须要有一些人不计冷遇和待遇，思考宏大、长远的精神层面和科学层面上的世界问题，形成真正发源于中国的世界观和理论体系。同时，“百家争鸣”是理论研究创新的根本途径。不能只有一个学派。“创新”的标志不是提出多少新概念，而是多样学派的形成。没有不同的学派，根本谈不上“创新”。
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从“两看”做起，“往后看”，总结经验教训；“往前看”，把握世界趋势。瞻前顾后、认真研究才能有利于理论的创新。（《环球时报》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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