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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邓小平

2008-04-24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应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傅高义教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程中原于2005年10月11日至27日,对哈佛大学进行了学术访问。其间,程中原与傅高义举行了八次小范围的学术研讨会,主要内容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脉络及部分高层人物的思想行动走向等。下文

为其中的部分内容。

傅高义:邓小平1977年复出同1975年整顿时比较,思想有哪些发展?毛是否活着,在不在台上,是不是一个因素?

程中原:傅高义教授的问题很有启发。国外学者考虑问题的角度有助于开拓我们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这段历史。

邓小平在粉碎“四人帮”后于1977年复出。1977年和1975年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1975年的时候,邓小平搞整顿,从总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到一项一项整顿,都要遵照毛的指示来办,得到毛的批准、同意来做。他纠正“文革”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试验,还不能放开手脚,突破毛晚年的错误理论与实践。

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同当时的斗争形势也有关,他认识到不能再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干事,不能再在毛的光环笼罩下干事,需要而且可能突破这个外壳,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而“两个凡是”恰恰为这样做设置了最大的障碍。邓小平非常高明。他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用“实事求是”来摆脱、冲破“两个凡是”。

傅高义:邓在1975年用“三项指示”(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生产搞上去),依我理解,邓是想让毛知道他不希望对毛进行挑战和突破,然后再做自己要做的事。通过“安定团结”,来打击“四人帮”,强调组织性和集中性。再利用“把生产搞上去”的口号来发展国民经济。

程中原:1977年后,邓对毛思想的态度是很了不起的。他能突破僵化的、保守的一套,又能继承毛的高明之处,用它维护国家稳定,指导改革开放。

傅高义:老百姓很相信毛泽东思想,因此邓小平他们不能马上反其道而行之。如果邓真的成了赫鲁晓夫,民心可能会动摇。所以邓的策略是根据当时的时机决定的。

程中原:不仅仅是个策略问题。邓小平是真心实意敬佩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相信毛泽东思想的。

  傅高义:我听说抓了“四人帮”后,是叶剑英提出让邓小平出来的。

程中原:我听吴德谈过,大致是这样的。抓“四人帮”时,邓小平住在西山军委疗养地,叶剑英住在玉泉山中央机关疗养地。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和吴德一起去看邓小平,告知他“四人帮”被粉碎了。邓听后很高兴,说:这下我可以安度晚年了!李先念和吴德接着说:不,你还要出来工作,至少恢复到原来的职务!

傅高义:抓了“四人帮”之后,邓只想到“安度晚年”么?

程中原:据吴德讲,他的第一反应是如此。1977年7月邓复出工作,说愿当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

傅高义:我的理解是,邓小平做教育、科研的“后勤部长”,是不想吓唬华国锋,他可以先干小再干大。您认为邓为何选择当“后勤部长”的角色呢?

程中原:1975年整顿时,开始进展很顺利。后来问题首先就出在教育上。邓自尊心自信心很强,我栽在这个地方,就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证明原来就没有错。这种情绪和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您说的减少华国锋的疑虑,也有道理。因为教育和科研的政治权力小。但应该看到,教育、科研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邓小平抓住教育、科技,是有战略眼光的。

傅高义:邓选择做教育科研工作,按上面我们的讨论,我想可以归纳为几个原因。一是想证明他没错;二是不想让华国锋怀疑;三是考虑全国形势,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当时最需要知识分子。这是形势的需要。 (《中华儿女》2008年第4期傅高义程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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