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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留得温情满人间

2008-05-08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著名七月派作家、翻译家、学者、教授贾植芳先生离我们而去。”4月29日上午,我来到上海贾植芳先生的家里――复旦大学第九宿舍。物是人非,一切如昨。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我看见先生家里所有的物件,

居然和我15年前跟先生读书时没有任何变化。先生晚年的清贫,我在那年久失修、斑驳破损、处处坑坑洼洼的地板上,感同身受。

笑称弟子“烟酒生”

1989年我有幸考取了贾植芳教授的硕士研究生。那时候,先生家里几乎无一天没有人来访。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先生便坐在书房里翻阅书报,有人进来,不管报读到哪里,书翻到哪页,他都会马上“迎客”,从来不介意有人打扰他。我曾经问他:这么多人来找您,得耽误您多少时间啊?先生却说:没关系没关系,有事来访的,能解决就解决,能帮忙就帮忙,没事来访的,聊聊也挺好。先生一生喜烟酒,男生去他家里,先生总是烟酒招待,他笑称我们都成了他的“烟酒生”啦!

最后一次见贾先生是在1996年,先生来北京参加作家代表大会。那时候,我刚到一家报社担任社会新闻版主编,于是扒着先生的耳朵说:先生我升官啦。我以为先生会像过去听到我们每一点进步的消息一样,连声说好好好,但这次先生根本没搭我这茬儿。他故意面露疑惑,之后皱着眉头突然问我:某某市长退休了?我一下没有反应过来,回说:“没有啊!”当即先生反问:“你不是说你升官啦?!”随即哈哈大笑。我恍然,先生幽了我一默。

整理书稿为病妻

先生和师母一生颠沛,未生子女。而先生当年又坚持申请退休而拒绝享受“离休”。结果,退休金只有一千多元,没有任何其他津贴。

1997年,任敏师母病重,每天仅用药一项就得500多元。师母早年受贾先生牵连,被发配到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州半牧区的一个小学校任教,并在那里办了退休手续之后回到上海,她连微薄的退休金都难以及时拿到,更说不上公费医疗。师母住院之后,贾先生经济上一下从清贫上升为困窘。

家里所有的积蓄用完了,先生不跟任何人提及钱的事。这位86岁的老人,整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写各种约稿文章。这是先生能够为师母筹措治疗费用的唯一手段!在师母住院的三四年时间,他每天辛苦工作,先后出了回忆录《狱里狱外》等七八本书。虽然有些书也拿不到多少稿费,但是,先生尽了他最后的力气。

“就这样,当钱花到无钱可花,药用到无药可用,梦做到无梦可做的时候,任敏师母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大关,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她依然昏睡不醒,但她回到了先生的身边,安心地睡了整整三年。”这三年,贾先生亲自照顾师母,事无巨细,他每天晚上都要看着师母把他亲自安排的食物吃下去,才放心地去睡觉。

弥留之际情依依

4月23日,即先生清醒的最后一天。

李辉从北京打来电话,先生亲自接电话,说一句:思和在!然后把电话交给陈思和老师。这句话,他是告诉李辉,你放心,思和在这儿,你不用惦记我。应必成、邓逸群夫妇来医院看他,先生说:你的学生去上海大学了。见宋炳辉,先生问他:你翻译的书出了吗?……

因为气喘,先生只能简单地说一句。而他对每个人所说的这句话,都表明:虽然病重,但先生的心里,惦念着每一位亲朋好友和弟子。而这份惦念,是那么实在具体,一如往常对大家的关心。他关心他的每一位朋友、学生。(《北京青年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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