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的代表作《第二次握手》曾以手抄本方式流传，累计发行近430万册，见证了一代人对“文革”后那段历史的记忆与情感
达浒是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偏远小镇，周围被森林覆盖。1966
张扬插队的地方叫南岳大队中岳生产队，在这里，知青跟农民一起下地，在森林里砍树，喂猪，种菜，修大堤，工余时间张扬就躲在逼仄的土坯房里写写画画。长篇小说《第二次握手》的初稿《归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写出来的。
30多年前，张扬就是从大围山被带走的。他的罪名是用小说《归来》从事反党活动。当年“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主管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给《归来》定性为：“这是一本很坏的书，不是一般地坏”。
恢复自由
1979年1月18日，张扬满怀疑虑地走出被关押了4年的监狱。
对监狱外变化的时局他是清楚的。监狱的外面是湖南绸厂，厂区到处装着大喇叭。周恩来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都是那个时候从喇叭里知道的。那时喇叭还播放电影《刘三姐》插曲，在监房里听到这些歌，张扬很震惊。他觉得世道是真的变了，因为《刘三姐》插曲过去一直是被当作黄色反动的歌曲批判的。
但是，张扬对自己的命运还不清楚。在监狱4年，他一直做着被执行死刑的准备。
1月18日，他被人从监房里叫出来到监狱办公室。那里坐着3个人，其中一人对张扬说，经过4年审查，你的案子有了结论。“你写的小说《归来》，我们认为是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现在你恢复自由了。”
“我当时就流泪了，为自己的命运。写了一部‘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书’，十几年里，逃亡、监禁、批斗、审查，差点被判死刑。”张扬回忆说。
张扬一直地做着被枪决的准备。在监牢里跟狱警对骂，不骂是死，骂也是死。给主审官写《抗议书》，在布片上写《控诉书》，痛斥办案人员；绝食，最久的绝食长达14天。张扬在监狱里经常引吭高歌，唱《国际歌》，恢复自由的判决使张扬难以置信，担心是花招，不想出狱。跟张扬谈话的公安局长说：“收拾一下东西回家吧，你妈妈在家等着你呢。”
被捕的时候，张扬的母亲因为有严重的哮喘病在医院抢救。弟弟妹妹都不敢告诉母亲张扬被捕的消息。后来母亲出院了才知道。
张扬没有东西可以收拾，在监狱除了做铺盖的破棉絮，就只有母亲送的一件棉袄，张扬带着那件棉袄走出监狱的大门。
出狱第二天，张扬到湖南宾馆看望从北京来的客人。他们是《中国青年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她们在湖南做手抄本《归来》的新闻调查，紧张而艰难地工作了半个月，在张扬还在狱中的时候，顾志成写出调查报告，刊登在《中国青年报》1979年1月9日第三十六期内参《青运情况》（机密），题为《＜归来＞是本好小说，作者张扬应平反出狱》，长篇报道了《归来》冤案的全过程。
张扬出狱的第三天，1979年1月20日的《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出题为《手抄本＜第二次握手＞是本好书》的读者来信，《中国青年报》为这封读者来信加了“编者按”：……据了解，把这部好书打成“反动小说”，是反动文痞姚文元制造的一大奇冤……姚文元妄图借这部书，攻击周恩来和打击、陷害一批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致使写《第二次握手》的青年业余作者张扬同志受到严重迫害，并且株连了许多青年传抄者受到处分。对于“四人帮”造成的这场文字狱，必须全部推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当天清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这条消息。
在张扬出狱之前，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李硕儒已专程从北京飞到长沙，他是来接张扬到北京修改、出版小说《归来》的。然而，出狱的第二天晚上，张扬高烧41度。在监狱，极度的营养不良给张扬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李硕儒于是带张扬到北京看病，北京的医生诊断张扬为重度肺结核和结核性胸膜炎。
沉冤昭雪
1979年1月，张扬在北京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带病修改《归来》的手稿。
从1970年开始流传，到1979年获得平反，作为手抄本小说，《归来》传遍全国，在北京的流传本中有人给《归来》取名《第二次握手》。“握手”及其作者平反的消息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中国青年报社不断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人们翘首以待，希望看到正式出版的《第二次握手》，希望看到同名电影。
1979年的春天，张扬在重病未愈的情况下，坐在病床上，用一块一尺见方的五夹板代替书桌，垫在自己的膝头上，眯着高度近视的眼睛一字一字地写。为了挤时间看资料，张扬不得不在静脉滴注时躺着阅读，甚至在抽胸液时，忍着剧痛阅读，经常在胸腔穿刺术完毕后，面色惨白，浑身发抖，冷汗经常会把面前的纸张浸湿。从3月7日至4月30日，张扬连续工作了50余天，将20.5万字的1974年手稿，改写成28万字的修订稿。
1979年3月10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署名“本报记者顾志成”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邝夏渝”的文章《要有胆有识地保护好作品――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调查记》。然而，这篇报道的发表使张扬案再起波澜。5月，有人以“张扬专案组”的名义写了一封8000字的长信，题为《中国青年报记者把反革命分子张扬捧上了天想干什么？》，这封信被寄给中央政治局，也寄给了胡耀邦。
1979年的中国已经开始拨乱反正，然而“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在众多人努力为张扬平反之际，湖南方面却抵制着，试图再把张扬打成反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就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介绍了张扬及其写作《归来》的情况，以及姚文元的“批示”和冤狱的形成。胡耀邦针对张扬案件所作的批示，使张扬最后的彻底平反成为现实。
张扬被安排到湖南省文联工作，他迎来了命运的转机。1979年7月，重获新生的张扬终于看到他殚精竭虑完成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变成印刷品！
感恩图报
张扬把胡耀邦视为救命恩人。“但是我报恩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湖南浏阳县地方政府决定在通往胡耀邦家乡的地方修建高速公路，并命名为“主席路”。
张扬给胡耀邦写信，陈述了那个地方的物产和资源状况，在信中说：那是地方官员对你的献媚，希望你能阻止修“主席路”。胡耀邦接到信件后给湖南省政府写信，阻止了修建“主席路”。胡耀邦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时，张扬一直没想过要去看他。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到长沙休养，住在“九所”。张扬闻讯请省政府的机要员给胡耀邦送了一封信，表示“方便的话，我来看看您。”第二天省委就来电话，通知张扬去见胡耀邦。省委警卫处处长说，谈半个小时吧，耀邦有病。
张扬回忆说：“走进‘九所’的大会客厅，警卫人员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你先坐在这儿休息一下。稍顷，胡耀邦过来，他说：‘是张扬同志吗？’我迎上去，双手握着他的手，我说‘耀邦同志您好’。那天就是聊家常，我还跟胡耀邦谈到社会的腐败。”
胡耀邦去世的时候，张扬闻讯去北京会计司胡同吊唁。“看见他的家我很难过。他的家很普通，甚至是很简陋，旧式的衣柜，办公桌，衣橱，旧式的衣帽架，家里铺的红色地毯旧得都破了，颜色发暗。”张扬怀念带给他新生命的恩人。（《中国青年报》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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