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汶川地震的重心正从紧急救援转向震后长期重建。政府有关重建的措施相继出台，与此同时，民间也掀起了一波灾后重建的热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重建构想及相关讨论，似乎还处在比较零散的阶段，需要一个震灾重建前瞻性的总体框架，以及在这框架下的全面周详的实施细则。
造成以上问题的一个主要
就一场重大灾难进行专项立法，这样的先例早已有之。1999年9月21日，我国台湾南部发生了一场7.3级大地震，造成2000多人死亡。震后的第五个月，台湾颁布了《9・21震灾重建暂行条例》，该条例几乎囊括了震灾重建的方方面面，如都市和非都市区域的重建规划、居民生活的重建、文化资产的重建、重建用地的配套措施、重建的民间参与、税费和融资配套措施，为加快重建各类行政程序的简化以及重建经费的筹措等等。
显然，为震灾重建立法，把震灾重建全面纳入到法制化轨道上来，将会使重建摆脱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变得更加规范、公平、长效。举例而言，政府和民间共同参与重建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灾区临时住宅的建设、分配、管理的问题；建立长期的灾民心理干预机制的问题……这些若不能有法可依，要么容易陷入无序，要么难以落实。
为震灾重建立法，也有利于打破政府决策的封闭，实现开放式的重建。立法的过程中，必然需要向社会公众征集意见，如此一来，许多民间人士提出的有价值的建议，将不再停留于口头，而是通过立法公众参与，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同时，政府提出的各种震灾重建的设想，也将接受民意的检验。（《新京报》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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