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四川大地震，让人们不禁想起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曾普遍开展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工作还有没有价值？
邓乃恭（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66年邢台地震后，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成立了中央地震工作
我感觉“群测群防”不仅丰富了地震预测信息，而且提高了群众的防震意识，应该呼吁重新开展。这对解开目前政府、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存在着的互不沟通、互不理解、互相抱怨的预报死结似乎有帮助。
刘小汉（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的确是这样，国际地震界对我国的“群测群防”的经验十分珍视，认为被我们扔掉了太可惜。为此，UNCP-IPASD（联合国“全球计划－灾害科学与公共行政管理相结合”）项目专门拨款资助地应力等土办法继续研究。
此外，这个项目还探索出了一种开放型地震预报机制，用来打通政府、科学界和公众三者之间的高墙。
具体操作方式大概包括：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和科研机构经常向公众公布各种不同的预测意见，由社区公众自己判断相应的防备措施。政府鼓励公众广泛参与宏观异常观测活动，吸收群测群防的经验。科学家普及地震知识，指导群测群防，并及时收集公众观测数据，与公众交流互动，理论性研究和经验性观测同时进行。在社区组织自救互救训练班和各种讲座等活动。
民众越了解地震科学的现状，就越会理解政府是否发布临震警报的难处。民众对地震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根本不是由于职能部门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恰恰是由于对民众封锁消息。越是封锁消息，越容易滋生流言蜚语，民众就越容易恐慌。理性社会的政府应当使公众清楚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可能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让公众自己掌握自己的一部分命运，承担一部分责任。（《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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