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的香港，冬意早已过去。
位于繁华街道的三联书店，正在开着一个追思会。会议本身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被凭吊的人。
这个人，生前穷困潦倒，赖以谋生的小店铺由于负债累累被勒令清盘；这个人，生前从未出版过只字片语。但是，还是这个人，死后被誉为香港的“文化推手”，在他去世后一个月，仍然
追思会上，一位嘉宾的一句话，让在场的人们陷入了沉思――在这个时代里，被阅读的书，和阅读书的人，究竟是谁在为谁坚守？
梦断书丛
2008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十二。
香港新年的气氛还没消散，罗清华心里却一直七上八下地不踏实。整个春节一直没有弟弟罗志华的消息。她拨打过无数次弟弟的手机，却永远无法接通。就连除夕团圆饭这个全家人几十年雷打不动的约会，弟弟也没有露面。惹得老母亲反复向她追问。
“肥仔去台湾了。”每次，罗清华都这样回答。弟弟的朋友本来就有限，她问了个遍，只有一个朋友回复她，曾在2月4日和他通过电话。当时，罗志华正在准备参加春节后每年一次的台湾书展。随后，就再没了消息。
家里的电话响了。铃声对面，是警署。一个让罗清华震惊的消息透过话筒传了出来……
次日，香港本地报纸的港闻版刊出一则新闻：除夕夜前，某偏僻货仓“货物”倒塌，压死“从事货运代理的小商人”，事发14天后，才发现早已腐败的遗体。
事情的始末并不长：腊月二十八，罗志华到货仓里整理存放已久的书籍，打算挑选一部分参加春节后的台湾书展。正当他登着梯子去够高处的书时，书堆坍塌，直泻下来，他被压在书堆下，后脑重重着地，当场丧生。几天之后，开始有异味传出，但左右邻户尚不能确定来源。再过十天，气味渐浓，才有人破门而入，发现他的尸体。
在那些天里，很多朋友寻找过他，但是手机总是无人接听，住处也没有人。罗志华的家人曾经想过要到放书的货仓去找他，但是根本不知道货仓在哪里。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爱书如痴的人，最后的结局，却是让书本变成了他的墓室。
青文书屋
罗志华这个名字，20多年来，一直和一间名叫青文书屋的书店联系在一起。
那间书店，真是可怕。就连最明亮的正午，楼道里也都昏黑一片。进到书店里，四壁全是书，一直堆砌到天花板边上。书店里只余一条逼仄的过道，过道上隔三岔五地站着几个人，动也不动地低头专心看书。
一个由学生自发发起的“青年文学奖”，是青文书屋名字的由来。
青年文学奖肇始于1972年，由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几所高校联合发起，每年选取最优秀的诗歌、散文和小说评授奖项。由于高校学生广泛参与，影响力逐年扩大。
青文书屋的创始人之一张楚勇，是第六届青年文学奖的筹委会主席。1981年，他和十几名青年文学奖获得者聚集在一起，掏出身上所有的积蓄，合股租下了湾仔一家写字楼的二楼商铺，开了这家名叫“青文”的小书店。
书店开张前，第五届文学奖筹委会主席陈庆源写下了这段豪情壮语――“我们有一个宏愿，要建筑一座坚固的大桥。桥的这端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桥的另一端是通向人类终极的理想。我们坚信，文学能导人思索、发人深省，更能开拓人类的创造力，改变不合理的现实，建立理想的世界。”
在狭小的店铺里，青文的一干创始人办征文，搞讲座，举行文学生活营，组织出版文集，在大学和中学里搞大型书展。网罗香港的杰出作家当评判，到台湾找到雕刻家朱铭为书屋雕出李白醉酒的奖杯，更跑去北京拜会朱光潜、沈从文、艾青等文化大师，把访谈内容刊成单行本。
那是一个追求理想的年代，青文书屋就此诞生。青文书屋诞生的时候，恰好也是香港“二楼书店”最为兴盛的时代。香港一楼底商的价格太贵，以小书店的力量远远支撑不起。很多书店店主就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二楼以上的铺位。“二楼书店”因此得名。
而今，兴盛一时的“二楼书店”成了香港文化的独特符号。有人把“二楼书店”比作香港人的阅读习惯。如果这个类比能够成立，那么，青文书屋则是香港“二楼书店”的一个缩影。它既得“二楼书店”的风气之先，又记录了“二楼书店”从兴旺到凋零的全过程。
接手书屋
罗志华接手青文书屋，是在1988年。那一年，青文的创始股东们决定把股份全数转卖，参与竞价的，最后只有罗志华和当时的书店老板何月东两人，价高者得。何月东开出了一个合情合理的价码，但罗志华的出价却高出两成还多，书屋从而易主。一直到青文倒闭的那天，罗志华都占有超过90%的股份。
从胜出那一刻开始，罗志华便背上了不小的经营压力。对此，姐姐罗清华是这样解释的――罗志华不是要恶意竞争，而是他太喜欢青文，又对数字没什么概念。
罗志华接手后的青文，有了一个微小的变化。
青文开展了订书的业务。往来其间的熟客如果听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可以直接向青文订货。客人下订单的大多是一些冷僻难销而又价格不菲的书籍，除了青文，恐怕在香港再找不到一间书店愿意这样不惜成本地四处寻找。
有人说，罗志华接手后的青文和以前有些不同，举办文化活动少了，各项服务业务却多了。或者这样说，青文的理想化色彩少了，却成了一家更纯粹的书店。
确实，尽管20年来一直在和书打交道，但罗志华从来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发表文章，更没有著书立说，只是默默地做着一间小书店的经营者。
罗清华清楚地记得，弟弟从小都是个认真努力的好学生。可是，16岁那年，他突然决定辍学，任谁劝也都没有用。当时，罗志华的理由很简单――念到历史书时，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让人不开心，华人觉得在香港没什么发展空间。而望向现实社会，也会发现读书人身价不值几文，生活日新月异的，都是生意人。
辍学后，罗志华的第一个职业是去三联书店当店员。刚刚工作的罗志华，在同事们的印象中是个内向得近乎木讷的人。有一次，有个买书人违反书店规定，在店里喝饮料，罗志华一直跟了她两层楼，却不敢过去讲话。直到这个买书人看到身后满脸涨红的罗志华，才恍然大悟，把饮料扔掉。所以，在听到罗志华去竞价经营青文书屋的消息时，不少三联书店同事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
旧同事们心照不宣地对青文的未来并不看好。当时，青文月收入约在七八千元左右，除去租金水电后所剩无几。
更让人担忧的是，无论大环境还是小环境都对青文不利。青文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一些别无买处的好书，和青年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单行本。前者主要是从内地进货，后者则是香港的本土力量。
待到罗志华接手还不足一年，内地的人文社科类丛书数量突然大减，进货渠道也出了问题。而最早致力于青年文学奖的那批人陆续离去，青年文学奖在高校里的影响力渐渐淡了下来，单行本再也没那么好卖了。
在很多人都相信已经看到了青文书屋的衰败迹象时，罗志华这个没什么经济头脑的经营者，却以一己之力，迎来了青文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他的方法很简单，青文取得了出版社的牌照，由一家单纯的书店发展为兼办出版发行的多元体。一边用出版扩大书屋的影响力，另一边，又把在装帧、校对、出版等环节取得的收入全都贴补进书屋的日常经营。
青文的这个变化，使得它在所有“二楼书店”中显得卓尔不群。“二楼书店”本就是小本经营的代名词。由一个小老板进化为独立出版人，罗志华的举动在当时的香港极为鲜见。
在香港出书，出版社是纯粹的商业机构，畅销书作者炙手可热，但一些冷门的书刊哪怕是苦心经年写出，也很难有出版社答应为其出版。
在罗志华一人编辑、一人排版、一人印刷、一人订装、一人搬运的“一人主义”之下，陈云、陈冠中、丘世文、罗贵祥这些今天依然活跃于香港文化界的作家出版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
方向转了
时至1990年代，不得不否认的是，属于青文和其他“二楼书店”的黄金时间，已经毫不回头地绝尘而去了。
有一个事实，不得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尽管内地和香港有着迥然不同的发展环境，但两地在阅读市场上却有着相同的脉络――文学类书刊在上世纪80年代迅速兴旺，又从90年代起迅速衰落。
此后的图书市场不可说不好。旅游图书、八卦杂志总是高居畅销榜的前几位，动辄卖掉几十万本。只是，读者依然，口味却变了。
1991年起设立的香港双年奖，是支撑青文的一大动力。
香港双年奖由香港公共图书馆创办，成立的目的就是为鼓励香港本地作家写作，奖项分新诗、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和儿童少年文学五个类别，每个类别各设双年奖及推荐奖一名。2001年，又加入香港艺术发展局作为合办单位，影响力更著。
奖项设立后，青文书屋出版的书籍便成为座上常客。在已评出的九届双年奖中，青文出版的书拿到了12个奖项。
青文，像朵微弱的小火苗，能够跳动多久，谁又能说得清呢？
在别家“二楼书店”已经腾出大半空间用来销售DVD的时候，文学书始终在青文坚韧地唱着主角。书屋自行出版的书从初期的四五种增加到三四十种，书店里又无法再腾出空间，罗志华便索性将新出版的书层层叠叠地堆在书架前，经常有读者因为书籍杂乱颇有微辞。
罗志华没日没夜，只是埋头在收银机后面，穿简陋的T恤，戴厚厚的镜片，连吃盒饭都不出来，忙着编书、校对。客人来了，爱理不理；书乱了，也爱理不理。朋友劝罗志华好好经营，要不就干脆转型。他却说，懂书的人，乱也自然会来。
不过，客人却越来越少了。几年来，处于昏暗楼层的青文书屋不知换过了多少只灯泡，但出现在罗志华面前的顾客却总是那些面容，无非是年复一年，多了皱纹，少了头发。
有时，罗志华也会向熟客抱怨生活的不便――没钱交房租、缴不出话费被强停手机、要到偏僻的公共浴室洗澡、找到一家便宜饭店，一份盒饭只卖十元，但要走很远……
壮志难酬
“这几天我在收拾，发现你还有一些书在我这里，这个星期你一定上来取，否则要去大角咀找我。”2006年8月31日，潘诗韵的电话里传来罗志华的声音。大角咀，是青文货仓的所在地。
“轮到你撑不下去了？”潘诗韵问。“业主收楼，没办法。”
听到电话，潘诗韵并不惊讶。无论对于罗志华，还是任何一位踏进青文书屋的读者，这个结局，似乎早已预见。
与此同时，朋友们接到罗志华越来越密集的电话，主题无非一个――借钱。门市、出版、发行……诸多业务，青文开始拆东墙补西墙，窟窿却越堵越大。
最终，马家辉成了青文书屋的最后一个客人。下午，马家辉接到了罗志华的电话：“你还约好一套《钱钟书全集》在我这里，快点来取，明天就要关门啦。”
傍晚六点，马家辉准时出现在青文书屋，罗志华正在打包书籍，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为什么不来个清仓大甩卖？”马家辉问罗志华。这是多家“二楼书店”关张前的最后一课，反正已经资不抵债，存下的图书如果不减价清仓，也只好当作废纸卖掉。“卖你个死人头。”罗志华毫不客气，“我把书全部搬去货仓，等有机会重新开店时，再来卖过。”
拎着两大包书，马家辉有些黯然地走下楼梯。罗志华同样连眼皮都没抬，他正忙着用螺丝刀卸下招牌，小心地抬到店里，再仔细抹干净。
25年后，青文终于在2006年夏天为自己画上了一个句号。
2007年11月16日，在青文书屋已经关张15个月之后，两本由青文出版的书，获得了第九届香港双年奖新诗组和小说组的两项大奖。这两本获奖的书，无意中成了青文书屋最后的纪念。
整个2007年，罗志华都没有出席什么公开场合，只是不断在电话里对朋友们讲述他的“复兴计划”――总有一天，青文会重新开张的。
罗志华一遍遍地在电话里解释，话筒对面，无人相信。
就像他宝贝似地收藏的那几十箱书，搬到大角咀工业区工厂大厦一个约10平方米的狭小货仓，罗志华把那里叫做“青文出版社的陈列室”，只是，没有人光顾过。
冷冷清清之中，噩耗传来。很多朋友开始怀念，悔恨没有在生前多帮罗志华一点。叶辉曾在青文最窘迫的时候放弃自己的所有版税，还倒贴钱帮罗志华印书。青文结业时，一番苦心变成白忙，并非毫无抱怨。“不过，我付出的无非是钱，罗生付出的却是命。”在所有的悼念之中，也许凤凰卫视主持人梁文道的一句话更能说出众人心声――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
在罗志华去世后，罗清华整理他的遗物，发现一张4716元租金的发票，才知原来他已租下了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一个70多平方米的单位，又买了四台新计算机，准备再开青文，重新为作家出书。(《北京日报》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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