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回来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各地纷纷筹建国营的京剧团，有不少剧团都把目光瞄准了困居香港的马连良。
就在此时，台湾也派人到香港来“争
几年前的一场官司，已经让马连良彻底看清了国民党对待艺人的态度，马连良从内心深处恐惧与国民党当局接触。
马连良最想去的地方，还是自己的故乡北京。可是，上海、天津、台湾都接连向马连良抛出了橄榄枝，唯独北京没有一点消息。
1950年秋天，马连良收到一封北京的来信。三女儿马力在信中说，毛主席、周总理邀请他回来。“因为那时候时局还不太稳定，给香港的信也不敢写太多东西，我只是告诉父亲，毛主席、周总理都问起他，请他赶快回来，过去的问题不会追究的。”马力说。
就是这寥寥几句，已经让马连良感动莫名了。“我父亲后来总爱念叨，说共产党才真正把艺人当人看啊。”马连良的六子马崇延说。
但是，在香港听到的关于共产党的诸多流言，让马连良还是不能对大陆完全信任。“我父亲知道自己有三大问题：第一是政治问题，他一直戴着‘汉奸’的帽子；第二是经济问题，他在香港有一大笔债务；第三就是嗜好问题，他多年抽鸦片，一时很难戒掉。”马崇延说。
派儿子马崇仁“打前站”
1950年冬天，长子马崇仁肩负父亲的重托辗转回到了大陆。他首先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当时已经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的梅兰芳，把马连良的种种顾虑说了出来，想请梅兰芳帮着拿个主意。“结果梅先生告诉我，他已经给我父亲写过信了，首长们都欢迎我父亲回来。”马崇仁说，“他还告诉我，主管我们北京戏剧口的政府机关在东城霞公府，应该去找他们谈谈。”
马崇仁来到了北京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处，主管戏剧的领导的反应却很冷淡，“马先生回来，欢迎啊，不过据说马连良和李万春以前对待同仁都不太宽厚。”
京剧界里，马连良对于合作者的要求确实是最严格的。他常常对配角说，扶风社的戏“六分靠我，四分靠你们”。他不惜重金请最好的演员为自己配戏，扶风社里一个小小的龙套上台前也必须剃头刮脸，保证水袖、护领和靴底“三白”。据说当年有个票友下海的演员临时为马连良配戏，到了台上竟被扶风社的严整“吓”得一个字也唱不出来了。
艺术上的严格要求竟然被理解为“与同行关系紧张”，这让马崇仁对共产党请父亲回来的诚意又产生了怀疑。他只好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回香港向父亲“复命”去了。
“我肯定不去台湾”
在北京家中，马崇延主事。那年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却没钱交学费。马连良的五子马崇智已经参军。
由于香港与大陆的隔绝，马连良几乎与留在北京的亲人失去了联系，家中的事他一概不知。怕父亲在关键时刻犯糊涂，马崇延决定亲自到香港走一趟。
马崇延终于见到了已经五年没见的父亲，“我父亲瘦多了，他压力很大。”马连良仔细问起了家里的情况，马崇延告诉父亲，家里一切都好，根本没像外界传说那样被“共产”，儿女们上学的上学、参军的参军、就业的就业，都很有出息，南宽街的大宅子卖给了“马列主义翻译局”，政府也是该给多少给多少，没有半点克扣，“以前国民党军队住过我们家，到处弄得乱七八糟。解放军很有礼貌，住在家里的时候每天都打扫院子、借物就还。北京治安好极了，真正是夜不闭户。”
家里人的话终于让马连良彻底放了心，“他告诉我，‘放心吧，我肯定不去台湾。’”马崇延说。
叶剑英广州接见
1951年10月1日，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在金陵酒家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联欢会，马连良、张君秋都受邀参加。联欢会开始没多久，张君秋就发现，马连良不见了。“我赶紧问周围的朋友，一个朋友悄悄告诉我，‘怎么你会不知道？马先生现在回大陆去了！’”
马连良是从金陵酒家的后门悄悄溜走的，在中南局文化干部胡兴寿的周密安排下，他和琴师李慕良一起钻进了一辆小轿车，“开车的是个英国警察，都没敢用中国人，车直接往罗湖口岸开，那边有咱们的车等着。”
马连良平安抵达大陆之后的第三天，按照计划，马崇仁也押着戏箱到达了广州。
马连良和张君秋在广州受到了热烈欢迎。叶剑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表示“我是你们的忠实观众”，“接待方面也为两人提供了许多方便，照旧供给马先生大烟。”中南局主管文艺的局长武克仁说。
马连良、张君秋在广州短期演出后如约来到了武汉。武克仁为马连良和张君秋单组建了一个合作股份性质的剧团“中南联谊京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受国家资助。
“中南联谊”组成后，马连良并未在武汉久留，就带团北上赴南昌、天津和北京演出，希望尽快挣钱还上中南局垫付的4万港币债款。这次的“还债演出”不太顺利，原本马连良在天津是最有“人缘”的，但1951年底“中南联谊”到达天津时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马连良的戏一向票价不低，“看得起他的戏的人都不敢出家门了，最后我父亲反串霸王，陪张君秋唱了一出《别姬》，也才上了八成座。”
终于回到了故乡北京
1952年初春，离家整整五年之后，马连良终于带着“中南联谊”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京。
马连良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定在长安大戏院，戏码特意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像刚过去那五年。
马连良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终于将儿子盼回来之后，老太太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了，“我奶奶在剧场听了一半《苏武牧羊》就不行了，我父亲极孝顺，他再也不想离开我奶奶了。”马崇延说。
不久之后，苦苦支撑的“中南联谊京剧团”还是解散了，而解散的原因，不只是马连良不愿离开北京那么简单。用马崇仁的话说，“他们京剧团有个团委会，这时候内部有了点矛盾。”生性温和的马连良不愿给团委会提太多意见，只能选择了“好聚好散”。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饭店参加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那天，周恩来和马连良交谈了很久，他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马先生，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这是给了我父亲一个最正式的评价，他踏实了。后来无论遇到什么，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一句，更没有说过后悔从香港回来。”马崇延说。
马连良在首本名剧《借东风》中饰演诸葛亮
(《北京日报》7.1赵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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