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盛在《学术月刊》2008年7月号撰文指出，中国学术之现代品质的确立应当追溯到晚清民初学术研究方法的深刻变革。如果说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以“载籍”与“考据”作为一般方法而展开的话，那么，桐城学术对于“义理、考据、辞章”的划分则使传统学术具有了初步的“科层化”的趋向，而民初的“整理国故
”运动进一步使传统的“载籍”与“考据”重新具有了现代学术之方法论的意义。与此同时，发生于民初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又将学术研究逐步引向了以“立论”为先导的学术路向，正是这种对于方法论取向上的不同选择才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学术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