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
中国现在的高考是一套应试制度，特别是作文的考试，它并不要求文章写得有个性，而是要求作文符合某种规范，亦即要写得像某种范文。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范本，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有杨朔的《荔枝蜜》、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是毛泽东时代作文范本之两大代表。它们背后都有一套宏大的叙事，任何一个人物和事件最后都要归结出一个立意所在。
到了90年代，很难再重复杨朔、魏巍的那套宏大叙事，就在这个空白的时候，余秋雨出现了，他创造了大散文，这套叙事也是从小的人物与事件着手，但它最后要被归结、拔高到某个立意，那个立意即所谓的“人类大文化”或“民族大历史”，通常会运用一些大的概念来显示其意义的崇高。其中也不乏煽情之词句，用一种文艺腔加以修饰，形成从中考到高考的作文标准范式。
今年上海的高考出现了被一致叫好的满分作文《他们》，这是一个标准的、余秋雨式的“大文化”作文，这个范本看起来似乎有文化、有感伤、有关怀，但整个基调是千人一面的，它没有个人真实的情感――即使有的话，也已经被标准的宏大叙事和宏大情感内在化了――只是一层涂在劣质面包上的奶油。它更多是一种叙事与修辞的姿态，从小学开始，它被拆解为一系列技术性的手法，包括如何写景、写心情、写氛围、写立意……一切都是可模仿的、甚至是可以打分的。余秋雨之所以长盛不衰，我想这与他是“现代作文典范”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个“大师”，大概可以当之无愧吧。
（《21世纪经济报道》9.22 许纪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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