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峰：作为两种相对的文化类型，和谐文化与斗争文化并没有优劣之分。和谐文化固然包含和谐、合作、共赢等正面价值，斗争文化同样包含敢于战斗、敢于牺牲等崇高精神。选择哪种文化战略，必须符合其各自对
如果在战争状态的生死较量中错误地选择和谐文化作为总体战略，或者在和平时期的建设发展中错误地选择斗争文化，都将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后果。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教训。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就是面对对抗性的矛盾时，错误地选择了和谐文化的解决思路所致。又如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则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继续沿用战争时期形成的斗争文化思路的结果。
记者：在中国历史上，斗争文化与和谐文化是交替出现、彼此制衡的吗？
赵峰：在中国历史上，对抗型文化与非对抗型文化都很发达，儒、道、墨诸家及佛教都属于非对抗型文化；法家、兵家则属于对抗型文化。纵观历史会发现，非对抗型的和谐文化是主流。
中华民族很早就认识到，一旦夺取了政权，政治精英的主要任务就从“打江山”过渡到了“坐江山”，全局性的文化战略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即从斗争文化转变为和谐文化。
记者：中国共产党的治国方略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调整？
赵峰：中国共产党完成这种治国方略或文化战略的转变，花了很长时间。从新中国成立到2006年，整整花了57年。关键性的转变出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而真正从思想观念上的完全转变，是在十六届六中全会。
记者：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不是集中体现在由斗争向和谐的文化转型？
赵峰：完成这种观念转型只是第一步，更艰巨的任务是建设一种什么样的非对抗型文化：是不允许任何争斗的全体一致？还是一种“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和谐要求的不争，不是绝对服从、万马齐喑，而是不搞对抗，不把非对抗性矛盾弄成对抗性冲突。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不同的声音和利益诉求都充分表达出来，然后寻找某种建设性的途径化解矛盾。
而现代民主制度是实现“和而不同”的必由之路。尊重多元和差异不能停留在观念上，必须转化为制度机制。民主不仅是不同声音和诉求的表达机制，而且应该是遵循民意解决多元利益矛盾的裁决机制。有了这种机制，人民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实现公平正义等目标，整个共同体才能充满活力。
（《中国青年》2008年第19期 赵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