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升号事件”在以往国内近代史研究中，仅仅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但最新的学术研究，发现“高升号事件”在世界舞台上是远比甲午战争更为重要的事件。
一
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在东亚局势中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西方列强在亚洲殖民活动还是以清朝帝国为重心，
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894年，日本的近代化之路已经走了26年，日本人的目标十分明确，这些年的功夫，就是与西方列强修正不平等条约，进入与世界列强平等的体系内。而韩国则是日本人走出列岛的出口，也是进入世界的入口。
清王朝则无心进入近代化的大世界，只想将世界从自己的天下观里驱除出去，结果在“高升号事件”中，日本人如愿以偿，第一个为它发放进入西方列强行列通行证的是英国。
英国敏锐嗅到日本的青春朝气和野心，也日益感到清国的没落已不足以作为他在东亚殖民利益所能依靠的制衡力量，转而扶植日本，以抗衡俄国在东亚的土地和利益野心。
在开战前的7月16日，出乎日本意料，英国人竟然痛快地与日本签订了《日英通商航海条约》。
澳大利亚华人作者雪儿简思在其最新的研究成果《大东亚的沉没――高升号事件的历史解剖》一书中说：
“条约规定完全废除治外法权等，成为日本同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个比较平等的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日本外相青木周藏祝贺说：‘这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大军还远为有利。’日本自此实行替英国牵制俄国的远东政策，换来英国对日本的支持和放任。”
但是天下不会掉馅饼，日本人知道要进入世界史，不仅仅交点学费就够了，还要在任何细微处努力。
二
一个在总理衙门的记录中被忽视的细节，却在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的报告中被重视：
“我告诉亲王……如果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坦言，我要问一下，一旦真的爆发战争，假使中国决定迅速出击，他认为是否有对对手实行沉重打击的力量。亲王犹豫了数分钟，在环视同僚一周后，咕哝了一声，对他们目前是否能同日本进行成功竞争，表示怀疑。”这样的疑虑态度，对于英国公使以及随之而来的英国决策取向带来的重要影响，总理衙门却浑然不觉，在向军机处和皇帝呈递的奏折里，根本没有提到英国驻华公使对清国战胜日本缺乏信心这一重要的外交情报。
惯于大而化之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依旧热衷于劝说英国联手对付日本。而且游说没有一丝的外交辞令的机智、含蓄与优雅，直奔主题。更为要命的是，他们竟一厢情愿地以为英国人已经被他们的说辞激怒了，肯定会趟这个浑水。英国人评价李鸿章“很善于在日本人侮辱英国一事上做文章”。随后，英国人则一边以太极功夫从容应对清国，一边倾倒在日本对英国“无微不至”的外交游戏中。
“日本人对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极其认真；而中国，甚至不能协调自己的左右手来穿针引线。”这是美国历史学家特林・西格雷夫的评论。
的确，“高升号事件”后，日本人开始注重每一个细节的补救，青木周藏一再强调“必须制造日本行动的正当性”。著名的“末松调查”，就为青木提供了尽可能详细的资料，为日本人向世界传播有利的舆论提供了足够的谈资。日本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有了新闻媒体，并与当时国际媒体连接，媒体与官方口径统一。
清国懵然不知，大概还不懂得媒体手段的魅力。当时清国仅有的几份报纸，都与官方没有关系。“高升号”沉没后，这些报纸除慷慨陈词外，对于北京的决策者并没有多少有用的信息，相反，误导凿凿。
北洋舰队的老爷运输船操江号，同时被日军俘获。日本海军将这一“木质”战利品，改成训练舰。上海《字林沪报》极尽嘲笑讥讽之能：“且系试造之船，一切质料器具皆不甚坚固，中国已弃之勿用，倭人不加详察，蘧欲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其想奇矣，顾其计亦左矣”。不究日本人的节俭品格，更不知这一改成训练舰寓意额外的教育意义，其误导影响极坏。
“高升号事件”本身已然改变了东亚的格局，我们必须承认历史趋势的不可扭转。但一直以来，近代史研究笼罩在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惯性情绪中，忽略甚至不愿承认“高升号事件”本身给我们的启示。
（《中华读书报》10.22 李冬君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