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北京前门大街街旁广告牌上贴上了计划生育宣传画。
在崇尚“多子多福”的中国，推行以控制人口为主旨的计划生育政策，阻力之大，以至被称为
“消灭小三儿”
1973年，北京26岁的马玉清调到崇文修理公司担任女工委员。新的职务也给予了马玉清一项陌生的工作，计划生育。“当时的口号是，‘消灭小三儿’。”马玉清回忆说。
彼时，已进“文革”的中后期，企业陆续恢复生产，社会生活开始接近正轨。而在度过了1959到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后，中国的人口出现井喷式增长，从1962年到1970年，净增长了1.6亿人，达到8.3亿。统计数字表明，在1970年，平均一对夫妇生育了5个孩子。
马玉清当时接受培训时，被告知“人口生产过剩，已经妨碍了经济的发展”。国家逐步认识到计划生育的重要性。1971年国务院转批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把控制人口增长的指标首次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消灭小三儿”只是带有强烈北京话特色的地方口号，国家提出的口号是“晚、稀、少”，即晚育、拉开生育间隔、少生孩子；后来则将“少”具体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马玉清的工作，是动员女工不要生第三个孩子。
当时，崇文修理公司下辖多个修理厂，有2000多名职工。宣传计划生育会占用女工的工作时间，她因此成了一些厂长不欢迎的人。“有一个厂的领导见到我就说，‘你又来了，你脸皮怎么那么厚？’”
可以生两个，让马玉清等第一批计生工作者的压力并不大。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可以接受拥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一个是男孩的话。但随着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国家开始考虑推行更为严格的“只生一个”的政策，这对于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推行这一政策前，1980年3月，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专门召开了五次会议讨论是否可行。
谨慎论证
“规模很大，有两次至少都是百人以上。”曾参加过这些座谈会的人口学专家田雪原回忆说。田雪原毕业北大经济系，读书时适逢老校长马寅初遭到第二轮批判。1978年8月5日，田雪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为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翻案》。
座谈会的讨论非常热烈，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所决定的，将要影响中国的每一个家庭。
一些现在看来很奇怪的问题，也被慎重地看待。一名领导人提出，民间有种说法，头胎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比较憨傻，如果施行一胎政策，会不会导致国人的智力水准下降？在北京，确实流传着“老大憨、老二精、出坏主意的是老三儿”的俗语。
田雪原说，他们首先查找了资料，发现美国飞行员中，有40%都是“老大”，这意味着第一个孩子照样有足够的智力能力进行复杂的工作。
另外的解释则显得非常超前。田雪原说，计划经济终将被商品经济(当时还未提出市场经济)替代，金钱将占据重要地位，到时社会道德和人与人关系会发生重大改变，未婚先孕、人工流产、离婚的情形会大量增加。届时，出生的第一个孩子很可能并非第一胎。
还有的提问者更有远见。有人提出，如果只生一个，会导致若干年后，出现大量的421家庭，即四个老人、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一个孩子组成的家庭。这会导致老年人比例过大、年轻的夫妇负担过重等社会问题。
这五次座谈会持续了三个月。“只生一个”的决策被确定下来。当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
推行肇始
这下，马玉清为难了。她也想生第二个孩子。自己生两个，怎么去劝别人只生一个？马玉清最终和丈夫决定，不再生育。
不过即使以身作则，当她再去做宣传时，还是遭到了冷对。当时重要的是动员育龄妇女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但得到的回复总是没好气的“你就这一套，还有没有别的？”人们那时最担心的是，只有一个孩子，一旦夭折怎么办？马玉清解释说，按政策可以再生。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推行一刀切的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村，一个家庭可以生育一到两个孩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生育3个孩子,有些地区则不限制生育。
严格执行
从1980年到1990年，计划生育工作如火如荼。工厂、机关的围墙上，到处刷写着“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巨大标语。违反计划生育者，将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情节严重者还会被开除党籍、公职。在那个时代，城里人不是国家干部就是“国企”职工。双开，意味着一个人几乎没有生路可言。
1982年，马玉清调到崇文修理公司职工学校担任副校长。当时的政策是“一环二扎”，即生头胎的要上环，生二胎的要结扎。一些偷偷怀孕的妇女，被送到医院去引产。而按照当时卫生部的规定，医院是不能为大月份的孕妇引产的。
曾担任过北京市宣武区计生主任的郭新华，曾亲身参与过一次阻止生育的行动。有人要生第六胎，计生部门多次找上门来，对方不听劝阻，在法院的支持下，孕妇最终被引产。那对夫妇，男方曾经结过婚，有了五个孩子，女方则是新婚，第一次怀孕。
而在广大农村，一些地方政府执行了过于严厉的措施，一些夫妻为了生男孩背井离乡。
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到千分之十。
思路转变
1989年，马玉清重新回到崇文修理公司负责计划生
育工作。此时，在这个大都市的中心地带，马玉清也发现了一丝新的苗头――更多人开始接受只生一个的理念。生两个，谁有精力去养啊？
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加快，城市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城市越来越淡薄。
1993年，郭新华进行了一次人口分析，在宣武区一对夫妇平均生育0.68个孩子，宣武区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的状态。再单一地只抓控制人口，是否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这成为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一个难题。
1994年，中国参加了开罗举办的世界人口与发展大会，大会重要理念“以人为本”和“生育的权利”，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响应。
“以前戴上环就不让摘，更年期后也不行。”郭新华说。在宣武区，计划生育工作者开始组织给更年期后的妇女摘除避孕环。2002年出台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范了违反计划生育的“罚款”。最突出的变化，是中国开始明确强调禁止强迫孕妇引产。
十年之后
2008年，一部名为《中国家庭421》的电视剧开始播映。
421？这样的家庭人口结构说明中国确实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占人口总量的10%以上。
然而，还有比这更让人焦心的。郭新华的女儿和女婿都是独生子女，按照法律，他们可以生两个孩子。可在大公司工作的压力，使得女儿不得不一再推迟生育。
计划生育面临着更为微妙和复杂的局面。
(《京华时报》10.27 徐一龙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