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骆驼巷的震惊
记者第一次走进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张易镇的骆驼巷村时，是2003年1月31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这个行政村由5个汉族自然村和2个回族自然村组成。年三十本来应该是一片喜庆欢腾，然而，骆驼巷村农民的生活现状却深深震撼了记者。
樊庄自然村的宋家有3个孩子，大女儿13岁，正上小学五年级；小女儿11岁，因患先天性心脏病无钱医治在家；儿子8岁，正上小学一年级。全家5口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破旧土屋里，墙上只有一扇挂历大小的窗户，白天进去也是黑洞洞的。在家家户户快到吃年夜饭的时辰，宋家灶房里依旧冷冰冰的，只在灶台上放着一捆小葱和一把宽粉条儿，这就是“年货”。
接下来的20多天里，记者跟着骆驼巷村的马支书一口气走遍了小庄、驼巷两个回族自然村的120多户农家，多次走访了骆驼巷村十几户生活最困难的农家。
骆驼巷村的这种状况，让人始料未及。下乡之前记者还专门找来相关的蓝皮书，仔细阅读了宁夏川区、山区、黄灌区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的指标，而骆驼巷村的实际境况让人不得不怀疑这些指标数据的真实性。记者随即给主编蓝皮书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询问。后来听说大家对这个问题感到非常可笑，因为统计数据不真实，在大家的眼里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数据造假涉及多个领域
随着实地考察的进一步深入，记者发现，这种作假的现象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记者在和骆驼巷村一位妇女聊天时，发现她连自己叫什么名字、哪年出生、孩子叫什么名字都说不明白，而户口本的文化程度一栏中，却赫然盖着一个写有“已脱盲”的小红章。问她这个小红章是怎么回事儿，她回答说：“我也不知道。”
于是，记者特别留心，每次到农民家里和农民交谈之后，就会要求看他们的户口本。结果发现，在农民户口本文化程度一栏中，还有盖“小学”、“初中”等字样的。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调查的农户当中，有的聋哑人、智力障碍者、精神病患者也都成了“已脱盲”的对象。后来记者了解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及2001年教委“双基”达标检查，当地教育部门直接把农民的户口本收上去，在文化程度一栏盖上了“已脱盲”、“小学”、“初中”等字样的小红章。
宁夏南部山区2006年“普九”验收时,上级下了硬指标，各贫困县义务教育普及率必须达到97％。宁夏南部山区教育第一线的人都心知肚明，这个指标在偏远的山村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为了完成任务，当地教育部门规定了不少条文，大、小会动员，并且把实现这个指标和奖惩制度直接挂钩。学校为了过关，只好想尽各种办法造假。
对这些造假现象，上级部门也想过办法杜绝，但都没见到多大成效。
为什么会出现假数据
为何统计数据如此失实？为何不能拿出一套真实、准确的数据来呢？经多方调查，记者发现，上级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形成了一个“急于求成”和“弄虚作假”的怪圈。
制定政策的部门往往急于求成，形成了这样一套工作逻辑：急躁→从上至下的高指标→行政命令→行政检查→行政落实→行政惩罚；执行政策的部门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以这样一套工作逻辑应付：焦躁→被动接受高指标→执行命令→应付检查→行政的不落实→掺虚造假。最终，使急于求成变成虚晃一枪。
实际上，基层干部的怨气也不小，因为他们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一旦涉及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怕影响自身利益，谁也不愿意讲得过多。明明是自己的问题，也归结在抽象的体制问题上，很少有人愿意主动承担一部分社会责任。
目前，在我国基层政府，特别是基层农村，基础统计系统的建立依然是一个空白，而且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统计报表并不受《统计法》的约束。统计数据不但没有参照《统计法》的具体规则实施，相反，许多时候都是上级要什么数据，下级就编什么数据。这种现状在基层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
同时，社会上部分人对不讲诚信的行为漠然处之、听之任之，甚至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下，所谓的潜规则无处不在，诚实、信誉渐去渐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10.23 林燕平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