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1日-13日，全国570万年轻人开始争夺27万个大学生名额。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进入考场。1978年春天和秋天，两
1977年夏末，25岁的黑龙江民办教员海闻看到《人民日报》上一则新闻后，浑身为之一振：这年冬天，高考要恢复了。此时，距离他1969年来黑龙江省虎林县红卫公社落户已整整9年。
“我要上大学”，海闻下定决心。在北大荒期间，不少人通过关系回城了，也有人回到中学读书，可他受父亲“右派”身份影响只能留守。高考是他惟一的出路。
从看到新闻到考试只有三个月了。为了不影响白天的工作，海闻买了一捆白蜡，每晚挑“灯”夜战，计划从初一的课本开始温习，高中的课程则全靠自学。那段日子太艰苦了，因为时间太紧，刚开始自学了一部分物理和化学科目后，他发现这两门课在短时间内很难全面掌握，于是当机立断改参加文科考试。
高考如期而至。海闻顺利完成了命题作文《每当我想起东方红》，每门功课发挥正常，在黑龙江以195比1的高考录取比例胜出，考入了憧憬已久的北京大学。
命运从此逆转。1978年，在北大一间普通的男生宿舍里，海闻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开始就“私营经济是否应该存在”、“什么是民主政治”等话题展开激烈争论。海闻说，他们在感受观念上的冲击和挑战。
当时北大经济系时任系主任是1927年从哈佛回国的陈岱孙教授，同有留学背景的厉以宁任经济系老师。受他们影响，出国留学、学成报效祖国成为海闻的下一个目标。博士生毕业后，他放弃了美国大学给的终身教授职位与高额薪酬，与芝加哥大学的林毅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易纲、英国牛津大学的张维迎等6位“海归派”先后回到北大。“我们一同创立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海闻笑着说。
翻看他在北大荒与老乡的照片，海闻感慨万千，“我们的大学是与改革同步的。即便我不上大学，我相信仍会有很多机会成就人生。改革带来的机遇是多方面的，但高考带来的改变，无疑是最直观而真实的。”
（《新京报》11．3 郑晓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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