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6日，记者走访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随想录》背后的故事。
“那个姓巴的最坏”
经常听到有人说，《随想录》被捧得太高了。它不但没被“捧”，还不断挨批呢！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品，巴金自己就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当时有人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某领导说：“那个姓巴的最坏……”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
他的朋友们也为他担心，劝他不要写了，也有高官劝他“安度晚年”，黄裳先生《关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写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时,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
“再发生这样的事,就打你们屁股”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巴金写了《怀念鲁迅先生》一文，结果该文在《大公报》发表时，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文革”的词句都被删去了，甚至连引用鲁迅的话“我是一条牛……”也被删了，说“牛”容易让人联系到牛棚。
当时责任编辑潘际?先生在北京休假，后来一问，他说：“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81年9月，在鲁迅百年诞辰之前，国务院外事办的负责人召集了香港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各报总编主编说，海外报纸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太多了，有负面影响，中央既往不咎，可是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打你们屁股了。”
巴金写《随想录》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因此也屡屡“享受”到一些特别的“待遇”。1984年，上海文联换届，巴金被换下来了，理由是年纪大了。巴金本人并不在乎当不当主席，自然没有什么意见，好玩的是新换上的主席居然比巴金还大一岁，可见还是对他有看法啊。当时很多人为巴金打抱不平，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巴金。
“把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
巴金当时给朋友的信上说：“目前所作所为以及五年计划都是在料理后事，除了写作，还想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创办。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掉，那算什么作家？点名之说早已传到耳里，我无所谓，据说是在外事工作会上讲的。但后来他又派秘书来找小林(巴金女儿)谈话，劝我不要相信别人的挑拨。我仍然不在乎。但我更感觉到我必须退休了。不能再混下去。必须把该译的书译出，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那有多好!作家不是为了受长官的表扬而写作的。”(巴金1981年1月19日致王仰晨信)
见了领导人，巴金也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胡耀邦两次接见巴金，巴金两次为青年作家仗义执言：1979年11月16日、1981年10月13日，前一次是为沙叶新的剧本，后一次是为白桦的《苦恋》，他呼吁应当爱护青年作家。
曹禺1981年12月21日日记中记录：“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与无为，治与不治’，实即反驳。”
其实，“无为而治”是巴金一贯的看法，在1957年，他的发言中“把文艺还给人民”就是希望官员不要过多地干涉创作，不能你一句话作家辛辛苦苦的心血就白费了，而对于作品评价应当由读者和人民来决定，坏的作品，大家不喜欢，自然就被淘汰了。
（《南方周末》10.30 夏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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