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与女儿项苏云(右)、儿子项学诚唯一的合影，摄于一九三八年。
项英牺牲60多年了，项英的女儿项苏云常到新四军纪念馆去参观，却很少参加关于新四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习惯了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老师说你爸爸到延安来了，接你去见他。一见面，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后来，爸爸要带我一起回去住，可我感觉和爸爸仍是怯生生的，推说宿舍的同学都在等我，就先回学校了。
第二天放学，爸爸来学校接我，带我到他住的窑洞，又带着我一起到保育院见弟弟，弟弟是早我几个月到的延安。就这样，爸爸和我，还有弟弟，总算在延安团聚了。
记忆中爸爸对我很好，早上送我上学，晚上接我回来，有空时还给我洗脸、洗脚、洗衣服。
在延安中央组织部门前，马海德医生为我和父亲、弟弟拍摄的照片，就成了这次团聚的纪念，也是我们姐弟与父亲的唯一一张合影。照片里爸爸笑得特别开心，这是他一生中笑得最灿烂的一张照片。后来，爸爸把照片洗了很多张，送了好多朋友。
有一天晚上，老师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想来学校再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半个月后，西安有人捎来父亲给我的东西：一封信、一筒饼干、一副手套。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
父亲与“皖南事变”
关于“皖南事变”的是非曲直，现在也是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
“皖南事变”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
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
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新四军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父亲和叶挺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
1941年1月，父亲带着一拨人马突围了。3月23日晚上，父亲、周子昆与警卫员黄诚住在石洞中。突围后，父亲的贴身副官刘厚总自认前途无望，起了杀人劫财的邪念。凌晨，刘厚总开枪打死了父亲与周子昆，抢走了他们随身携带的作为军费的黄金、银元，身中两枪的黄诚死里逃生。可怜父亲没有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对父亲的评价
现在有人将“皖南事变”的原因归结为项英与叶挺的矛盾，说党内机密会议，叶挺都被排除在外。从当时的历史看，叶挺早期脱过党，父亲对他有戒备是不奇怪的。
由于叶挺当时已经脱党，没署他名的文件不能让他看，作为政委的父亲还主动要求中央来文来电时添加叶挺的名字，以便共同指挥新四军。父亲对叶挺生活上也很照顾，父亲突围出来后还担心叶挺，又回头找他，结果叶挺下山去谈判被蒋介石扣押。
在事变发生的当时，在父亲生死未明的情况下，上级起草了关于项英、袁国平错误的决定。后来还是陈毅在会上讲了“皖南事变”经过，那份决定才没被“七大”通过。这也说明，有人所说的项英与陈毅的“重重矛盾”也是毫无根据的。
尽管当时起草的决定没获“七大”通过，只在新四军内部传达，但它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对父亲评价的依据。解放后，对项英的评价跌入了低谷，对父亲参与的革命活动也只字不提。父亲是参加中共“二大”的12个代表之一，但介绍中只提其他11位；父亲是“二七大罢工”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电影里只演了施洋和林祥谦。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陈毅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
（《新华每日电讯》11.23 李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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