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是中国近代少有的几个学贯中外的学者之一
现在人们动辄说什么学贯中外，其实真的要做
培养出这样的学术大师需要特定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中国近代中西文化的交会是千载难遇的，冯先生他们这代学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会的制高点上。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
就主观方面而言，个人的才具和学养也十分重要，像冯先生那样才华横溢、学养深厚的学者也不大容易再出现了。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看，他的成就并不是最高的。但在中国现代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作为中国学者，他必须要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然后到西方去学习，而且能够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这就对中国学者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冯先生恰好具备这样的条件，满足这样的需要。我想来想去，觉得具备这种才华和学养的人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再出现。
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
我们现在写文章，动辄搬一大堆资料，放满书桌，一会查这个，一会查那个，一会查原话的出处，然后做了一大串的注释，好像只有这样做才显得自己博学和严谨。可我发现冯先生和其他很多老学者并不这样。他们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自己的了，写文章是用自己的话去说。
冯先生晚年在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时候，眼睛已经看不见了。有一次我去他们家找钟璞时见到冯先生，我向他问候，他说他现在只能做“反刍”工作了，就是把过去吃进去的东西再吐出来仔细嚼嚼，从中品出新的滋味来。他只靠“反刍”就写出七卷本的鸿篇巨制来。我听后心里一动，觉得假如从今天起我眼睛看不见了，还能“反刍”出什么东西来呢？我当时感到非常心虚。我知道就凭自己的这点学问，已经成为我自己的东西，完全消化了的，实在是单薄得很。如果不去查书，找资料，那就写不出很多东西来。而冯先生这样的老学者，能把很多知识和学问融会贯通，变成了他自己的养料，装在自己肚子里，印在自己脑海里，随时都可以“反刍”出来，才是真学问。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写东西，离不开一大堆资料和书籍，很少是自己吐出来的东西。这和冯先生靠“反刍”写著作确实不一样。
这其实跟前面说的学贯中外是一致的，就是把各种思想和知识都融会贯通在他自己的思想里。你可以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可以和他辩论，但是你必须要承认，你想和他站在同样的高度跟他辩论是非常困难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
现在，人们对冯先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觉得造成这种结果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对冯先生不理解，第二是对冯先生所处的环境不了解。他是处在很大的压力之下，而这种压力又是无端的和无形的。在当时的压力下，不少人被逼自杀了，例如翦伯赞等。是不是要逼得每一个人都自杀才好呢，是不是自杀了才值得尊敬呢？当时他们所处的环境可谓“鼎镬在前，斧钺在后”，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冯先生苦撑残躯，含垢忍辱活下来了，他保全了性命，也留住了学问。这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真正的学者给后人在学问上、思想上和文化上留下了珍贵的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后世关注的。
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清华大学从昆明回到北平以后，冯先生还开过课，但我没有听过。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也没有和他有直接的交往，但在文学院读书，见到他的机会还比较多，而且和他的女儿钟璞是同学和好朋友，经常去冯先生家，从间接方面也知道他，知道他们的家教和家风。钟璞跟我说过，冯先生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在背后议论人，就是不许在背后议论人的长短，特别不议论人的生活问题。钟璞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女同学中间，我觉得她是最稳重的。我们有时候唧唧喳喳，东家长、西家短地说这谈那，可她从来不插嘴。我觉得这是他们家风的影响。
我觉得他不但会做学问，而且会做事和处世。他有做实际工作的能力，不是书呆子。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他为人处世非常厚道和宽容。知识分子常常也是有比较刻薄的时候，教授中间互相批评起来往往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比常人还要刁钻刻薄。可在冯先生那里从来听不到刻薄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