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安徽农村改革,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他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大量调研得来的第一手材料,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连续三次上书中央,直言进谏。这位老人,就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安徽农村包
五个月三次上书中央
1978年,合肥地区遭遇了百年罕见的大旱，肥西县山南区把土地分包到农户,抢种保命麦。第二年夏季,山南区获得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丰收。麦收时节,郭崇毅满怀喜悦回到山南家乡。他走村串户,查看实情,看到家家户户门前都是麦堆。几个正在插秧的青年说:“要是政府信得过,把田分给我们,保证年年丰收,给国家多交粮食!”
1979年6月19日,郭崇毅写出《关于参观肥西县午季(夏季)大丰收情况的报告》,总结包产到户的成功经验。8月,他又应中国社科院农经所之约,写出《责任到户的性质及其有关问题》,对包产到户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分析了“不必要的十大忧虑”,安徽省委印成单行本发到全省。11月,又根据在六安地区调查写出《关于六安地区七县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报告》,由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印发,报送中央参阅。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75号文件,农业生产责任制正式写进中央红头文件。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迅猛燃遍全国农村……
不讲假话和讲真话
敢言的郭崇毅曾为不讲假话两度付出沉重代价。
1955年,治淮委员会一位领导干部以“莫须有”罪名入狱,郭崇毅连带坐牢。专案组要他揭发所谓“反党反革命”罪行,他坚持不说一句假话,不说一句违心的话。一年后,省委组织部长宣布为他平反。
然而，更大的灾难又悄然袭来。1956年冬,郭崇毅来到全省合作化运动“标兵单位”肥光高级农业合作社。听到社主任汇报当年粮食产量453万斤,仔细核对账册上的数字,发现实际产量只有285万斤。第二天的汇报会上,郭崇毅有理有据地讲了对肥光社等几个高级社浮夸问题的调查。“马蜂窝”炸窝了!有人在会上公开站起来批判他“蓄意反对农业合作化”。最后郭崇毅竟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刑,送白湖农场劳改。
终生不懈追求真理
郭崇毅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1937年他才16岁,上海“八一三”抗战一打响,他就毅然离开家乡奔赴战场；后来又变卖家产组织游击队……解放后蝉联安徽省政协委员41年、在省政府参事任上27年之久。从加入民盟、进入政协,到担任政府参事,郭崇毅重新诠释历史上的“拾遗补阙”,经常就国家大事向党和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
今天人们重读30年前的三份“上书”,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力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二十多年中,郭崇毅向安徽省和中央共写了近百篇调查报告和建议,反映了干部作风、农业政策、教育、统战等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饱受磨难的郭崇毅有一种打不垮的内在坚定性、难不倒的乐观向上精神。
花甲之后,到2002年81岁去世,他在政府参事岗位上抱病参政议政。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建言献策最多,对农村改革贡献也最大。
（《光明日报》12.5 赵德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