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在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往来中，觐见中国皇帝的礼仪成为一个极大的难题。
18世纪后期，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已有相当发展，广州一口通商不能满足其对华贸易的需要。英国决定派遣使团访华，通过与清王朝最高当局谈判，取消清政府在对外贸易中的种种
对于祝寿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清政府最初是持欢迎态度的，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重视。乾隆帝认为英使远涉重洋，前来祝寿，“具表纳贡”，实属好事。为此他连颁数道谕旨，亲自确定了体恤优礼的接待方针。
这一年的六月（1793年7月），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钦差大臣徵瑞亲赴天津接待。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行宫（今承德避暑山庄）避暑，于是决定由徵瑞护送使团经北京赴热河谒见皇帝。然而，外交接触尚未开始，礼节冲突便已发生。清政府要求英国使臣按照各国贡使觐见皇帝的一贯礼仪，行三跪九叩之礼。英使认为这是一种屈辱而坚决拒绝。乾隆帝闻讯，勃然动怒，下令降低接待规格。
在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具有突出的地位。在各种礼仪中，君臣之礼尤为重要。中国又始终以“天朝上国”自居，历代统治者都制定有一套繁杂的朝贡礼仪。朝贡国必须严格遵守这些礼仪，才能表明其“向化”的诚意。乾隆时期，清政府对当时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进步恍如隔世，把西方各国仍然视为“海夷”。他们不假思索地称马戛尔尼为“贡使”，称他们带来的礼品为“贡品”，要求他们遵从中国礼制，而西方第一强国的英国使臣却向这一传统发起了猛烈冲击。
中英间的谈判几近破裂。最后，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八月（1793年9月），83岁的乾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接见并宴请了英国使团，接受了英使呈递的国书和礼品清单，并向英王及使团回赠了礼物。
觐见时究竟行的何种礼节？中英双方记载不同。但无论以何种方式解决这场冲突，都已对中英首次通使往来造成了负面影响。
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的任务已经完成，应该打道回府。但是，在将英王国书译出后，他们才如梦初醒，知道英国人祝寿的背后是要求使臣驻京和扩大通商。
马戛尔尼提出了6项要求，其中一部分属于希望改善贸易关系的正常要求，一部分则具有殖民主义侵略性，如割地的要求。清政府理应认真研究和区别对待，可是，却简单地一概拒绝，将英国的要求全部斥为“非分干求”，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
清政府的闭关自守，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了解世界、扩大经济文化交流、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机遇。
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
使团来华之后，觐见清帝的礼节又成了争执的焦点。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遭到使团的坚决拒绝。在清朝负责接待的大臣反复劝说都毫无效果后，嘉庆帝又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克登额二人为钦差大臣，再行劝说，并以七月六日作为最后期限。
不知和世泰等人出于何种动机，七月二日含糊其词地奏报：“奴才等会同演习，该贡使等礼节尚未如仪。奴才等现仍设法开导，俟遵照行礼，即行奏闻。”七月五日，在最后期限的前一天，他们竟联名上奏：“该贡使等仰荷天恩，至诚感服，奴才等随令其演习礼节，起跪不甚自如，勉力尚堪成礼。”嘉庆帝以为英使妥协了，“恭顺可嘉”，下令和世泰等带使臣入京。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所谓演习礼仪完全是和世泰等人的凭空捏造。英国使臣不但没有演习礼仪，而且连类似的口头表示也没有。为了蒙混过关，和世泰决定让使臣头天晚上由通州出发，连夜奔波赶到北京，第二天清晨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朝觐。那时，使臣一定疲惫不堪，行礼时，派员带领，连拉带拖，草草成礼。
不料，阿美士德识破此计，到达圆明园后，以礼服未备为由，拒绝入内觐见。早已等待的嘉庆帝传旨召见使臣。和世泰无法应对，谎称：“正使病倒，不能觐见。”嘉庆帝传旨召见副使。和世泰又称：“副使亦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觐见。”“天朝”皇帝的尊严受到戏弄。嘉庆帝勃然大怒，谕令使臣即日回国，和世泰等人严加议处。
后来，嘉庆帝了解到一些内情，怒气稍减。为了给英国国王保留一点面子，他下令加恩追收使臣带来的地图、画像等礼品，回赠英王白玉如意、翡翠玉朝珠等礼物，并令广惠伴送英使，所经各省俱派官员沿途照料。为了避免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嘉庆帝派遣大臣给使团送去一份致英王的敕谕，明确指出：“嗣后无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阿美士德使团还未见到嘉庆帝就被逐出了京城。
礼仪之争进一步加深了清朝对英人的敌对情绪。英国政府也大失所望，认为用外交方式无法达到其取得在中国的各种特权的目的。从此，英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转变，逐步形成了用武力摧毁清朝的闭关自守的炮舰政策。
（《中华读书报》12.3 吴伯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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