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春天,因为《班主任》带来的巨大反响,刺激出我更强烈的写作欲望。那时我已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即现在的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当编辑,办公室
记得在一次座谈中,大家说“样板戏”不仅把爱情斩尽杀绝,甚至一涉及夫妻,一表现完整的家庭,就是不革命。正是由于这种从“革命文艺作品”里取消爱情的做法,使得当时的社会生活里,爱情乃至正常的夫妻关系都只能转入地下。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构思一篇作品,题目定为《爱情的位置》,为爱情在文学艺术领域里面恢复名誉,获得应有的位置。当时,我们出版社的同仁正酝酿创办一份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以《十月》命名,由于无法立即获得期刊号,就决定先“以书代刊”。在筹备过程里,我写出了《爱情的位置》,编辑部和创研部联合召开座谈会,把《十月》创刊号拟定的目录拿给大家征求意见,一见其中有《爱情的位置》,与会者都很兴奋,记得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严文井不禁喟叹:“爱情总算又有位置了!”
《十月》创刊号出版发行后,《爱情的位置》引发的轰动强烈到不可思议的程度。《班主任》已经使我每天收到超过10封的读者来信,而《爱情的位置》经过许多报刊转载和电台广播以后,短短一个月里,我就收到了超过7000封的读者来信!
有封来信寄自遥远的农村,是一位“插队知青”写的,他说他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见村旁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传出“现在播送短篇小说《爱情的位置》”的声音,当时他“觉得简直是发生了政变”,当然后来他知道那是良性的政治变化的“前兆”。
还有一位海边的渔民给我写信,说听了广播激动得不行,才知道原来自己藏在心底的爱情并不是罪恶,他现在可以跟女朋友公开地来往了,为了感谢我的小说给予他们的解放感,他们决定寄给我一个巨大的海螺。不久,我真的收到了大海螺,现在这海螺还放在我书房里,不时让我重温新时期30年文学发展初期那离奇的一幕。
我自己早就一再检讨:《爱情的位置》就文学价值而言是不足道的,那时的轰动完全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但我曾以《班主任》、《爱情的位置》、《醒来吧,弟弟》等文字参与思想解放的进程,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大胆以小说形式承载呼唤社会变革的民间诉求,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也算为推进改革开放贡献了绵薄之力。这是我人生中的亮点,我为之珍惜一生,并愿在步入老年之后,继续把自己这一滴水,融汇进民族复兴的洪流之中。
(《光明日报》12.12 韩小蕙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