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美国参与首批原子弹研究和制造的少数女科学家之一，1948年追随学农牧专业的阳早来到中国。60年来，夫唱妇随，她几乎一生都在与奶牛打交道。她就是定居中国60年的耄耋老人寒春。
领到首张中国“绿卡”
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农机实验站的平房里，87岁的寒春计算着她在中国的日子。
直到去年，她才勉强同意简单装修一下简陋的平房。2002年，发现这里“所有的家具至少有30年历史”的凤凰卫视主持人陈鲁豫，小心翼翼地问寒春为什么不换一张桌子，寒春不屑地把头扭向一边：“那个桌子很好的。”即便在那时，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奶牛饲养专家、被老友魏巍称为“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美国人，还在强迫自己学习操作新的电脑软件。
2004年，寒春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到中国第一张《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她的ID印在了极具纪念意义的首张中国“绿卡”上。
寒春，英文名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出生，美国芝加哥人，曾是一名核物理学家，是美国陆军部研究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6年，在给已经身在延安的男友阳早写信时，她还在大谈“黑洞”理论。阳早，英文名Er鄄winEngst，1919年出生，美国纽约人，康奈尔大学农牧专业毕业。1946年受斯诺《西行漫记》的影响，来到中国延安。
当时寒春认为“只有从事纯科学研究的人才是最高尚的人”，而“对于社会上的生产实践，觉得没意思，太俗”。但是很快她惊讶地发现，科学家们的研究成果被投向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10多万平民的死亡。在会议室里看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实况电影，当那黑色的蘑菇云翻滚着上升时，她身后的一个科学家轻轻地说，“那是日本人的骨头和肉。”
儿子阳和平开玩笑地说母亲“是被原子弹炸醒的”。深感自责的寒春事后曾与同事来到纽约，成功游说政府制定法律，将核能由军用改为民用，但她很快意识到军队才是具有可怕力量的社会“黑洞”：她们的科研经费全部由军队提供，研究成果最终也被军队拿走。
那时她已经开始“知道自己反对什么，但不知道自己爱什么”。――直到她偶然看到斯诺的《西行漫记》――这本描写中共军队“神话”的书，1938年由兰登书屋在美国出版后，仅仅3个星期就销售了12000本，平均每天600本。
1948年，她来到中国
寒春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在何种情况下看到《西行漫记》的。可能的渠道有两个：身为美共党员、热衷于工会运动的大姐；1945年就在重庆谈判时见到毛泽东、并于两年后在山西张庄投身中国土改运动的二哥韩丁。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曾亲历奶农倒奶的韩丁，受到大姐的影响，曾试着组织农会、成立价格联盟，以抵制收购牛奶的大公司压低奶价，但没有结果。1945年在重庆，毛泽东跟韩丁开玩笑地说起他们是组织农会的同行，韩丁尴尬地回答道：“一个也没组成。”而他的大学宿舍舍友、被儿子阳和平称为“美国佃农”的阳早，即使租种亲生哥哥的土地，也与哥哥发生了龃龉。他痛感资本对于亲情的腐蚀，而对财产私有观念产生了质疑。这个热衷于辩论政治思想的家庭，同样有几位女性成员是美共成员，她们给了阳早最初的思想启蒙。
在阳早和寒春所在的家庭，几乎每个周末的家庭聚会都是在围绕罗斯福新政、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会运动这样的激辩中度过的。
“不是说我们家热衷于谈政治，而是，那就是一个政治的时代。”阳和平这样解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爆发的共产主义思潮，“当你知道，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对西方世界的精神冲击有多大，你才能明白，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有多大。”
“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不是原子弹。”寒春这样形容《西行漫记》对她的影响。正是出于对“小米加步枪”力量的好奇，1948年，她决定追随韩丁和阳早来中国。
“你这一生最难忘的日子是什么时候？”
“在陕北的时候。”
“为什么？”
“在陕北，每个人都是一样（平等）的。上级可以批评下级，下级也可以批评上级。”
知识分子出身的寒春与“美国佃农”阳早，是在一个窑洞里举行的婚礼。
这位享受副部级待遇的老革命对物质生活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敏感，她把到城里住大房子视为“很艰苦的事”，多次拒绝农机实验站领导为她装修小平房的好意。实验站卫生所所长孟庆莲，给寒春看病后与她在外吃午饭，发现她实行“AA制”。寒春看见孟的盘子里还有没吃完的食物，坚决坐着不走，直到孟勉强将食物吃完。
孟抱怨说，“她有十几种病，却不肯住院，不舒服了都是我给处理一下。实在不行了，得跟她讲条件，住几天就出来。‘医院里一住就是几万块钱，太浪费。我在你这儿，几百、上千块钱就解决了。’她说。”
翻着画册，她笑了
除了美国专业养牛杂志，寒春的书架被《毛泽东选集》、《陈永贵传》、《中流》(杂志)、《延安画册》等占据。当然，还有哥哥韩丁那本被费正清、李约瑟、黄仁宇等史学家高度评价的著作《翻身》。
寒春拿起好友、美国老乡汤反帝编辑的一本“文革”画册，画册里的工农精神抖擞，充满着国家主人翁的自信。她一页一页翻看着，嘴角带着笑意。时间回到1966年。那年4月，她和阳早奉调从西安草滩农场来到北京，住进新侨饭店。这对于他们而言，反而是一段艰苦的日子。
“回到北京，他们发现自己作为‘外国专家’，事实上被软禁了。”阳和平回忆说，那时弟弟建平生病，医生让去给外国人专门看病的医院；还在上小学的小妹及平，则在同学、老师的隐性歧视中，精神状态出了问题，她躺在寒春怀里，无端地咒骂，朝母亲吐唾沫。既伤心又愤怒的寒春，联合丈夫阳早、韩丁的前妻史克和好友汤反帝，联名写了一张大字报，要求“取消特殊化”，“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个呼声得到毛泽东的批示：“不许两样。”
阳和平三兄妹在70年代先后去了美国。对此，寒春的解释是，孩子们受不了被当作外国人对待。但阳和平把赴美的动力归结为“好奇”，“想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
当“资本主义的经历和社会主义的经历一样长”后，选择了留在美国的阳建平把自己称为“父母的右派朋友”。阳及平则与丈夫定居法国。只有阳和平去年从美国回到中国定居，现在一所高校教书。
农机站的牛场，是寒春尽力捍卫的最后的精神王国。
她认为，“没有保障的人，是没有解放的人。”她说服领导给这里所有的工人都上了保险。她甚至给为自己家服务过的老保姆发放自制的退休证，每个月用自己的工资给她们发退休金。当开发商觊觎牛场的土地，她甚至趁春节团拜的机会，给中央领导递纸条来保全牛场。
寒春这辈子只穿过一次高跟鞋。那是大学毕业时，她从外面进入一个很长的走廊。突然脱下鞋子，扔进走廊最深处：“太坏，这些东西。”
晚年的寒春，让阳和平印象很深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差不多10年前。全家人围坐在一起看美国电影《上班女郎》，电影里出现男女做爱的镜头，其他人都感到很正常，她却很生气。让她愤怒的是，荧幕上的女性被对象化了，成为被男性观众消费的肉体。
“或许是感到了孤独吧，那天她哭得很伤心。”
（《天津老年时报》12.10 张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