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书《突围》中，李岚清以自己亲历的一些小故事，再现了对外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景象……
三级服装加工部
1978年的初春，我需要买一件夏天穿的短袖衬衣，在北京一连跑了七家商店，竟然买不到一件合适的。我的夫人建议说：“别再跑了，还是买块料子
到了四道口，终于找到一家可以做的裁缝店。裁缝师傅为我量好了尺寸，我便问他什么时候来取？回答说11月。这使我着实吃了一惊，心想做这么一件衣服怎么会要大半年的时间呢？便同他商量说：“我这衣服是夏天要穿的，11月才能拿，都到冬天了，能不能请你们帮忙赶一赶。”他很干脆地说：“不行。你看，我们就这么几个人，接的活儿都快要堆到屋顶了，怎么做得过来呀？”我一看，他说的也确是实话，便向他建议说：“既然活儿这么多，为什么不多找几个人呢？”“多找几个人，说得倒轻巧，您是劳动局长吗？”经他这么一说，我方才恍然大悟，增加劳动指标不是那么容易批的。
后来到了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市场的西北门有一家绸缎店，店内挂了一个可以做衣服的横幅，便问他们能不能做，答复说可以，但同时营业员指着那横幅，让我看一看。我抬头仔细一看，那红布上粘的白纸剪的字是：“三级服装加工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便请他解释一下。他回答说：“三级服装加工就是加工技术水平低，也就是说做坏了不赔。”我硬着头皮又问了一句：“你们总不会故意给做坏了吧？”他的回答是：“当然不会。”我于是量了尺寸。
约定的取衣时间到了，我先后去取了两次，都说还没有做好。第三次去说做好了,拿过来一看，口袋、袖口和下摆缝的线全都是波浪形的，再一试，衣服大得像日本人穿的和服。我再也忍不住了，便同他们理论起来。谁知他们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早就告诉您，这里是‘三级服装加工部’，做坏了不赔，您硬要在我们这里做。”我自知“理亏”，只好拿着这件不能穿的衣服，颓然走出这家“三级服装加工部”。
“时髦”的代价
当时，日用品也极为匮乏。有一次，我想买一盏台灯，走遍了商店，只有三种，一种是样式非常古旧的绿色玻璃罩的，一种是伞形纱罩的，还有一种是“丁”字形的荧光管台灯，仅此而已。手表虽然还不属于奢侈品，但要想买也不容易，因为首先要弄到一张手表票。我的一块“上海”牌手表，坏了就修，一用就是20多年。
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生产了一种“双菱”牌手表，造型稍有新意，价格是每块130元，但无需手表票，于是就买了一块。可时隔不久，看到商店里又出现一种电子表，没有表针，是液晶数字显示的，不但可以显示时间，还能显示日、月和星期。觉得挺新奇，而且每块只要70元，当即又买了一块。后来，我把刚买的“双菱”表拿到寄售商店处理掉，营业员看了以后，问我是要寄售还是要他们收购。我便问两者有何区别?他说，寄售80元，收购60元。我指着发票对他说：“你看，我是130元买的，用了还不到3个月呢”。他说：“您讲的全对，可您不了解，‘双菱’在手表厂内部销售给职工，每块只卖70元，价格定高了，谁买？”我只好成交了这笔赔本买卖。
赶“时髦”的代价还不止这些。那块电子表起初还是挺引人注目的，可是不到半年，显示器越来越模糊不清，表壳的电镀层也跟着脱落，还不到8个月就完全报废了。
“内外有别”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刚对外开放不久，在很多地方都实行“内外有别”的规定。对我们中国人是一种价格，对外国人则是另外一种较贵的价格，而且他们只能使用外汇券。所谓外汇券，就是当时外国人来我国，首先要把外币换成外汇券，再用外汇券买东西。
有一次，我们邀请了一个美国企业代表团来谈判，他们一共9个人去参观故宫。其中一位能讲流利中国话的美籍华人去买了9张门票，每张2元。进门时，这位华人顺利通过，而其他人却被拦住，不让进。收门票的人说：“我们有规定，中国人的门票是2元，外国人的门票不一样，是20元，他们要重新买票才能进去。”当时，这位华人很尴尬，因为他也是美国人，于是他就半开玩笑地对代表团的美国人说：“因为我是黑头发，同他们一样。你们是黄头发。”谁知这些美国人不服，还不依不饶地说：“如果我们把头发染黑了呢！？”这位华人一看，玩笑不能再开下去了，便去售票口花了180元外汇券重新买了9张外国人的门票，才得以进去。
那个年代这类事情很普遍，可是对外国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和接受。
（《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李岚清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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