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天重”（天津重型机器厂）。作为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它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我亲身经历了它波澜壮阔的辉煌，也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早期的一批作品,都取材于这个厂。――蒋子龙
我小说中
的“局长”、“厂长”
我至今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反过来掉过去地煅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我小说中的“局长”、“厂长”,就是在这样的气势中诞生的。
“乔厂长”身上有着“天重”第一任厂长冯文斌的影子。他是从中央下来的大干部,还不是一般的大,我作为秘书在帮他搬家整理东西时,发现了两张毛主席亲笔写给他的条幅。其中一张是“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我想那条让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语录,说不定就是专门送给他的。他的确有大人物魅力,做大报告时会将早、中班和正常班的职工集中到一起,至少也有四五千人,他却只在手心上记几个数字就上台了,一讲两三个小时不打断流。台下绝对没有打喳喳、织毛衣、嗑瓜子以及出出进进的,大家都觉得比看电影还过瘾。
抓工作就更狠了,每天上班来必定先到各主要车间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了的事就得非办不可。有一回车间里需要高压无缝钢管,供应科长派采购员到鞍钢去买,一个星期没有下文。在生产调度会上车间里又提出钢管问题,厂长责问供销科长是怎么回事?科长不敢说别的,只好说钢管很快就到。说完借着去厕所科长就溜号了,一口气跑到车站登上火车就去了鞍钢,第二天他从鞍钢打电话给车间,说钢管已经发货。他这次若弄不来钢管,简直就不敢再见冯厂长的面了。
还有一次,水压机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技术人员认为至少需要十天,冯厂长却指示必须三天拿下来。他布置完任务后就让我给搬了把椅子往现场一放,他坐下后不说话,也不跟着干,更不干扰工人干活,整整坐了三天三夜,没见他打过盹,甚至没见他伸懒腰、打哈欠,也没见过他吃饭。只是在工人吃饭前的半小时,他会到食堂转一圈,嘱咐食堂把饭菜搞好,或许他就抓这个时间吃点饭。等工人们吃饭回来,他早已坐在现场等着了。因为他坐在现场,工程师们和有关科室的头头全都来到现场,跟着工人连轴转。只用了三天三夜,果真把设备调试好了,大家都觉得从来没有干过这么漂亮的活。冯厂长当即宣布,每人回家好好睡上两天两夜。他说:打仗时,如果这个山头有战略意义,就一定得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决心的时候就得下决心。如果我心一软,你们说十天就给你们十天,一晃荡说不定半个月也完不成。
我当车间主任时的两次惊险
冯厂长的故事多,“天重”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我当时担任煅压车间主任,车间里包括四大块:6000吨水压机、2500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和粗加工,总共有一千多名员工,以后渐渐地改为三个分厂。
一次，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夫人陪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车间参观,那天碰巧刮大风。6000吨水压机正在干一个150吨的大活儿,1300度的高温将钢锭烧得发白了,贵宾们被烤得都退到了车间门口。而门口风又大,只站了一会儿就由市领导引导着出去了。领导人刚走出车间,30多米高的房顶窗户就被大风吹开,碎玻璃碴子嘁哩哐啷地砸下来……还有一回,一位懂行的国务院副总理来视察,辅助天车从炉膛里钳出一个烧透的大钢锭,放在175吨煅造天车的链条上,天车操作机铿铿一较劲,底下的链条断了。天车司机还算机灵,立刻将天车开到旁边重换了一根新链条,然后才开始煅造。一般外行人看不出是发生了事故,可那位副总理是行家,转过头问我:你的设备在开炉前不作检查吗?我的汗立刻就下来了,生产前哪能不检查?况且是国家领导人来,那真是查了又查,可偏偏就这么寸!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获1980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领奖时有记者问我:你是个工厂的业余作者,却在小说里写了个副总理,这虚构得有点离谱吧?你见过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吗?对这种身份的人物的言行,你怎么把握?我说:我见过不止一位副总理,还跟其中的一位副总理有过一段交往。那位副总理原来的单位跟“天重”同属于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当上劳模后我帮他整理过材料。后来他被周总理看中并提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1978年解职后又回到一机系统的天津机械厂,从头再来还是由工人干起。我曾抓了个中午休息的空去看他,只见他在屁股底下垫了个稻草袋子,后背靠着工具箱,脸上盖着半张报纸,正呼呼大睡。由于肯吃苦,干得好,再加上改革开放到处都需要能人,他一步步地又升了起来,组长、班长、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华北物资公司担任总经理。我曾在当时的《海南纪实》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话题还是再回到“天重”。由于它牌子硬、厂子大,用人的地方多,再加上冯厂长名头响亮,四处搜罗人才。久而久之,“天重”成了工业系统的一个大人才库,或者叫领导干部培训中心。“天重”里出能人,在天津出了名。不要说冯厂长手下的四梁八柱都非等闲之辈,就连一般的中层干部,甚或是在“天重”很不起眼的人,一离开“天重”调到别的厂,立刻就显露出在大厂见过大世面的优势,知道什么叫领导、什么叫管理,很快就成为厂里领导,或尖子式的人物。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厂子活泛了,人的流动也多起来,人往高处走嘛。某一天,有些过于敏感的人忽然发现,怎么有这么多“天重”的人啊?天津市管工业的领导,还有经委、计委、统计局、人事局、技协等重要的经济技术部门的领导,几乎都是从“天重”出来的,到哪里都不愁碰不上“天重”的人。
进了文学讲习所才知道什么是文坛
1980年春天,车间里生产压力非常大,厂党委却通知我这个主管生产的主任到北京进修,而且进修的科目与工厂的生产毫无干系,是让我到文学讲习所读书。对我来说,在文讲所的小一年,重要的不是读了多少书,听了多少课,而是拜见了文坛真人,领略了文学殿堂的风光。
我说的“文坛真人”,就是秦兆阳先生。文讲所请他做我和广东作家陈国凯的导师,每周二下午我俩要到秦先生家里去,或者听先生讲课,或者听先生批改我们交上去的稿子。由是我得以近距离真真切切地观察和感受这位文学大家。先生像一团慈祥的火,温暖而洁净,一点点地开导和提升着我们。有时我的作业交得很仓促,而秦先生却看得非常认真,并详细提出修改意见,一次次使我如醍醐灌顶。《李双双小传》的作者李准讲过一句话,说:“只有秦兆阳改过我的稿子,他敢提意见,敢改任何人的稿子。”这不是责怪,语气里带着尊敬和骄傲。
文讲所的经历,对我的创作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毕业后不久便发表了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我前期创作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就这样,在我的前期作品里完成了两种“人物模式”的创造。
一种是“乔厂长模式”,一段时间各种各样的乔厂长式人物出现了不少。另一种就是“刘思佳模式”,他便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里的人物。在一个封闭的时代,一切都因循旧习,谁冒一点尖或出一点头就被视为大逆不道。而他,却个性突出,玩世不恭、桀骜不驯、喜欢抗上。在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年轻人形象忽然多了起来,甚至在有些部队题材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也把年轻的军人弄成这样的性格。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社会敏感,生活激荡,思想活跃,至今还令人感念无尽。
(《光明日报》1.24 蒋子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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