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险些被烧掉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吉林省社
李淑贤惋惜地告诉王庆祥，以前不知道这些“旧纸片子”还有用，大部分已经被溥仪亲自点火焚毁了。李淑贤回忆说，“文革”初期，“破四旧”的狂潮也席卷了溥仪和她当时居住的地方。
一天，一帮人来敲门，把一张吓人的《通令》塞给他们，《通令》的大致内容：一是“勒令”溥仪立即交出收藏的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照片，因为他是“历史罪人”，不配站在领袖们身边；二是“勒令”交出正在使用的小汽车等“奢侈品”。
溥仪有点懵头转向，立即从镜框中取下他在1962年初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时两人并肩站立的合影。平时，溥仪特珍视这张照片，一直摆在床头茶几上。溥仪还把自己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也取下，一起上缴全国政协。他本想依靠组织保住珍贵的纪念品，不料后来返还时，毛泽东与溥仪那张最有意义的合影照片却下落不明了。
至于“奢侈品”，溥仪也曾冥思苦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文史资料专员，他当时还没有资格享受专用小汽车，想来想去总算找到一样“奢侈品”，那就是摆在客厅里的公费电话。溥仪马上通知机关，让派人拆除这部特别为他安装的电话。然而，当时的机关负责人没有接受溥仪的请求，对他说：“这事儿您就甭管了！请相信我们能处理好。”
这件事并没有就此过去，溥仪又决定烧书和他的笔记本、日记本、诗文。李淑贤觉得可惜，就在溥仪烧的过程中说，有人叫门，你去看看。趁溥仪去开门时，李淑贤从火中抢救出来部分日记，藏了起来。挨过十年“浩劫”的日日夜夜，李淑贤终于把那批溥仪亲笔日记保存下来了。
在李淑贤的委托下，从1980年开始，王庆祥开始投入到整理溥仪日记以及收集更多关于溥仪资料的工作中。王庆祥说，溥仪8岁开始记日记，因为当时年纪小，他每天记录的只是一些简短的内容。透过这些简要的日记，就能了解末代皇帝身居宫中所受的教育、读了哪些书，以及他每天过怎样的生活、见哪些人。
幼年时和特赦后的日记
王庆祥说，他的新著《溥仪日记》全书与1996年6月的《爱新觉罗・溥仪日记》相比，增补了幸运存世的溥仪在逊清小朝廷时期，也就是他从几岁到十几岁期间写下的全部读书和宫廷生活日记，让人们可以获知他幼年、少年和青年时代读书的范围以及溥仪在天津生活的7年时光。其中，《召见日记簿》翔实地记载了溥仪每天见过哪些人，这是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手的见证。
王庆祥说，特赦后的溥仪过着怎样的生活？溥仪离津出关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劫持？是个人意志还是受到欺骗？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还是伪装和假相，他怎样看待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从他特赦后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以及聚餐、谈话等，他怎样看待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等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都在本书中有所记载。
在特赦后的日记中，溥仪还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的身份，记述了当时一些重要的国内、国际上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一些历史事实。
在日记中，溥仪总怕别人指其“特殊”，实际正是自己感觉上的特殊；他连许多最基本的生活常识都不懂，如该讲礼貌的时候往往“惟我独尊”，而不该谦让的时候又常常“彬彬有礼”；某些完全应该自理的日常活动，他虽然很想一一做好，但却又难以事事遂愿，如在公共场合就餐不带饭碗，有时入厕忘带手纸等等。
记下妻子与人相处的事例
1959年12月4日，溥仪热泪盈眶地接过特赦通知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身份走进崭新的生活，当时他才54岁，将要面对漫长的后半生，也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因为皇后婉容已于1946年病逝，淑妃文绣早在1931年9月就离婚走了，“祥贵人”谭玉龄也于1942年8月神秘死去，“福贵人”李玉琴则在1957年5月与溥仪办理了离婚手续。此时他又是孤家寡人了，需要婚姻家庭生活。溥仪和李淑贤是一对不幸的夫妻，他们没有衾枕之乐，不能生儿育女；同时他们又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相伴为生，相依为命，谁都离不开谁。两人还经常开玩笑，侃大山，有时李淑贤被溥仪逗得捧腹大笑。
与李淑贤结婚后，溥仪与李淑贤生活在国家给的房子里，他依然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一次，李淑贤与前院的工友闹别扭，溥仪曾在日记中写为人处世应以和为贵，他觉得是李淑贤做的不对。对一个身份低微的工友都如此和善，由此可见溥仪是很友善的人。
溥仪去世后，溥仪穿过的衣服还在衣架上挂着，溥仪用过的碗筷还在柜橱里搁着，溥仪睡过的枕头还保留着压痕。李淑贤曾这样对王庆祥说，无论如何不能相信，那个生气勃勃、笑声琅琅的“大孩子”就这样走了。
绝笔日记写于去世5天前
溥仪的最后一篇日记写于他去世的5天前，也就是1967年10月12日，那篇日记简短且字迹潦草，除了“浦老开方”外其它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王庆祥说，该篇日记中其实并没有日期，后经过他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处方核对，才确定日记的日期为1967年10月12日。从字迹中不难看出，当时溥仪的情况已十分严重。
(《辽沈晚报》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