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次干旱暴露出我们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投入上的不足
记者：干旱是不是暴露出长期以来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滞后？
杨金深：权威数字显示，全国有效灌溉面积46％。从这次干旱给农业带来的影响和抗旱难度来看，说明我们20多年来长期忽略了农田水利建设。突出表现就是投入不足。
以河北省为例，总体来看，上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基本建设占全社会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都在12％以上。但到“六五”以后，这一比例在2.3％到6.8％之间，2001~2007年这个比重在2.7％到7.4％之间。农业基本建设中用于水利方面的比例，从“九五”期间的55.5％，下降到“十五”期间的32.1％~40.6％。
河北省每年因地下水下降和水利工程设备失修等导致2万多口机井报废。抽不出水来，原有的机井也是白搭了。
二、如何对待农业、如何对待粮食安全
记者：很多人说，抗旱花这么多钱不值得，赔钱。我们可以拿这些钱到国际市场上去买粮食。
杨金深：抗旱值不值？如果减产了是不是可以买粮食？你这两个疑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农业、如何对待粮食安全。我的回答是，粮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涉及国家安全。我们必须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国家的粮食问题必须立足在基本自给，绝对不能把粮食安全这个宝押在进口上。
我告诉你，抗旱是值得的，即使花再多的钱也值得。如果今年的粮食生产搞不好，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就暴露出来了，接着还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拿出钱来补贴农业抗旱，争取夏粮丰收是必须要做的事。
三、农民专业化组织对农田水利建设非常有利
记者：有评论说，此次干旱暴露出了农业生产也存在一个体制性干旱问题。你对这个意见怎么看？
杨金深：农田水利建设的滞后确实有一个体制问题。一个是投资体制，国家在这方面投入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比例在减少，水利占农业投资比例在减少，同时农民自己投资兴建农田水利工程的比例也在减少。
第二，还有一个资金管理体制问题。国家的水利资金，一部分由水利部门来管，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大型水利水电工程修建；还有一部分由农业开发部门、扶贫部门管理。这些部门自己管自己的事情，不能对一个大区域的农业和农田水利工程进行综合设计管理。
第三，农村经济体制问题。记者：就是组织化程度吧？
杨金深：对。现在咱们的农业生产都是一家一户，要修农田水利工程，谁家也不会自己去干，比如要引条水渠，我引过来了，成本我出，你挨着我的地，也要用水渠，但不出成本。这在经济学上叫“搭便车”。
记者：这类似于三个和尚没水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杨金深：两个解决方法，一个是通过农民合作组织，相邻地块统一施工，大家凑点钱打井修渠。还有一种形式是通过农村的基层党组织、村委会进行规划和建设。
四、应调整投资结构，补偿一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的历史欠账
记者：如何做好抗旱工作？
杨金深：一方面积极抗旱，重视抗旱，确保今年夏粮收成。另一方面，要加强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这对于提高农业的长远抗风险能力是大有裨益的。第三是利用好国家的政策资金。
中央用于抵御金融危机的4万亿元，再加上地方配套的投入，总共是10几万亿，这些投资要在今明两年完成。能不能切出来一块放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是不是应该调整一下投资结构，拿出一些钱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补偿一下历史欠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可以缓解农民的就业问题。这个调整既符合扩大内需的总体目标，又会使三农多方受益。
（《燕赵都市报》2.14 蔡晓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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