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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父亲傅作义

2009-02-19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傅作义

傅作义长女傅冬菊(现名傅冬)

加入中共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太原开始的,初二没上几天,日军就从北平到了河北与山西交界的娘子关一带,太原很快就会发生战争。于是,我和弟弟、妹妹跟着母亲辗转来到西安,进入铭贤中学继续读书。这里也不安全,日军飞机常来轰炸,我们又迁到重庆,进入南开中学读高中。当时每逢星期天、节假日,我经常和一些同学到《新华日报》社去玩。周恩来见到我们,总要抽出一些时间与我们聊天,我第一次叫他“周伯伯”,他立即纠正说:“不能这么叫,要叫周叔叔,你父亲比我大三岁。”

中学毕业后,我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联大我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王汉斌是我的介绍人,一直由他领导我。抗战胜利后,母亲带着弟弟妹妹回到了西安,联大毕业后,我也回到西安。我到西安不久,给天津《大公报》社投稿,附上了一封求职信,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回信同意接纳我,我就到那里当了一名编辑。

就在我离开西安,去天津《大公报》工作的时候,父亲所部连续与八路军发生了冲突。我对父亲的作为很不满,于是就利用星期天,还请了两天假,乘火车来到了张家口,与父亲争辩了一个通宵。那天我把所知道的父亲帮着国民党打内战的情况都说了出来。还就刚发生的国民党特务枪杀要求“停止内战”的李公朴、闻一多等知名民主人士的罪行,说明国民党政府必然灭亡的道理,希望他好好考虑考虑未来的道路怎么走!那天夜里,父亲也向我诉说了不少在别人面前无法启口的隐情。

1946年秋,我到了天津《大公报》社工作,时间不长,我就向中共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一天,原西南联大老同学李定对我说:经过我们对你多年的了解与考查,党支部根据你的申请,决定发展你,你写个自传,明天下午在宿舍里等着,有一个人拿一张报纸来找你,你把自传交给他,以后你就在他那个小组过组织生活。

第二天下午,我怎么也没想到,来取自传的是我正在谈恋爱的男朋友。因为我不知道他是党员,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我高兴得跳了起来。

在父亲身边“卧底”

1948年9月,我又到北平来组稿,任务完成后,我就要返回天津了。就在火车即将开动的时刻,李炳泉同志上车来找我,对我说:“天津那边来电话了,叫你留下来,以照顾你父亲生活的名义,多向党提供一些你父亲的思想动向等方面的情报。还让我转告你,北平党的学委书记佘涤清近日可能”与你接头,由他领导你的工作。没过几天,我爱人周毅之也来北平了。从此之后,我就留在了父亲身边,并与佘涤清书记接上了头,差不多每天都要到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和佘见面,有时佘有事来不了,就由崔月犁秘书长替他来。我将能观察到父亲情绪上的细微变化,都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党组织。

1948年12月14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后,第二天,父亲就派了崔载之为代表,在李炳泉的引导下,到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去了。正在谈判期间,解放军连续攻克了新保安和张家口,消灭了三十五军和一○五军,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这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臂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

我把父亲的情况向佘、崔汇报后,1949年1月1日,毛主席为父亲不理解为什么宣布的战犯中也有他的名字,写了一个电报给父亲,电报发到平津前线指挥部,是林彪派李炳泉回来传达的。这封电报,后来人们把它称为“元旦六条”,一下子解除了父亲的思想疑虑,把父亲又拉到了谈判桌上。

(《新民晚报》2.7 傅冬口述 董世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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