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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为啥走出众多喜剧明星

2009-03-15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黑土地走出了那么多喜剧明星,这和东北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是需要交流的地方,就越需要“快乐文化”。

  “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伴随着春晚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中国的喜剧艺术也不断地发展,涌现了很多观众喜爱的笑星。黑土地走出的笑星确实是多了一些,特别是辽宁,像赵本山、黄宏、范伟、巩汉林、潘长江,还有吉林的高秀敏,今年又蹿出了一个小沈阳。

要谈到黑土地上笑星的出现,就不能回避黑土地文化,特别是东北二人转。

我们的传统艺术需要保护,需要继承,但是保护和继承的目的得让它生存和发展,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起到作用,特别是制造“快乐文化”。

东北二人转确实是生产快乐的。去年我编了一本《中国传统二人转大全》,请赵本山写一个序。本山题的词是:“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生活是需要开心的,传统是要继承的,发展更要创新的,三百年的二人转就是这样走到如今的,人们喜欢它肯定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生活是需要开心的。”

我曾经问过一位来看二人转的下岗女工,她给人做家政服务,挣的钱不多。那时候刘老根的票还不那么贵,30块钱一张二楼的位子。我说,你30块钱买一张票看二人转是不是负担也挺大?她说生活中烦心事太多了,我宁可花30块钱来这里笑一笑,忘掉那些烦心事,笑完了我明天再给人打扫卫生去,不也挺好吗?

“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的幽默好像和大风大雪的环境有关系。越是艰苦的环境,就越需要“快乐文化”。所以有句话说,过了山海关,都是赵本山。

东北人不像上海人那样严谨,比较认真,做买卖找上海人很诚信,说话也掂着分量。东北人有点没谱,思维是逆向的。特别是到了东北农村,就像东北小品里面这些语言张嘴就来,不是费心去编辑的。尤其赵本山,坚持要把双脚踩在土地上,说一定别让我飘起来,所以很多包袱都是从东北人的喜剧性格里出现的。

我去深入生活,那时候还有生产队,听他们说话就逗乐。生产队长去县里开会买了一个“前进帽”戴上,队长的侄儿瞅着他,队长问,瞅什么瞅什么,没见过帽子?侄儿说,见过帽子,四类分子都有,你头一回戴。队长说,这是前进帽。侄儿说,哟嗬,落后的脑袋还戴个前进的帽。后来这个笑话又有发展。梳个分头,偏分,就是三七分,说炮轰的脑袋还有雷劈的缝,你怎么不安个避雷针呢?又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米饭多,回敬一句,那是你口重。

这些话语是火爆了一点,但是用这种幽默的方式也能化解矛盾。有个故事说两人骑车去上班的路上,一拐弯,咔嚓撞上了。撞了爬起来,一个就说,你有病啊。另一个反击,有病咋的,你带药了啊!这个接着说,你太不够意思了,转弯给一个手势啊。另一个回敬,给你首饰?我还给你买个钻戒呢!接着两个人哈哈一笑,就完事了。这就是东北人。

东北人要面子。大家去吃饭结账那会儿,说“瞧不起人啊”抢着付钱的就是东北人。有的地方人家吃饭之前从来不搞拎不清的事,把在哪吃饭,为什么吃饭,请谁吃饭,谁买单,搞得清清楚楚的人家才来呢。

为了要面子,东北人有时也挺不讲究的,就怕自己掉价。有一个小伙子搞对象,第二次约会,跟女朋友约了在公园门口见面。换了一身新衣服,打车去的,一掏兜,没带钱,看女朋友已经在门口站着,就说,大哥,你看咋整?司机怒了,你耍呢,坐车不带钱?小伙说,要不你生气揍我一顿。司机说,下去,踹两脚,给推下去了。女朋友看见了说,怎么坐车人家还踹你。小伙说,嗨,一哥们儿,我坐车要给钱他生气了,打我两下。

  “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我上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民间暗访过一些二人转艺术家,这些东北农民说,我们农民的三件宝是大米饭、止痛片、二人转。人要吃饭,止痛片能治病,这都和生命有关系。

南方地区,特别是上海、苏浙一带的曲艺艺术我也很喜欢,但是它们和东北的二人转不一样。像评弹,在很优雅的演出场地,男的女的都穿得很漂亮,三弦琵琶一弹,朗格里格朗,然后唱:“西宫下院百花香,玉卷珠帘春恨长。贵妃梦坐沉香畔,高烧红烛盼君王。”很雅!二人转里一般都找不出这样的唱段。二人转火辣辣的,张嘴就是:“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巧梳妆,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粉墙。”刚唱到第四句,秀才就跳到后花园去了,心急啊!

像那样悠扬的艺术、供人很好地品味娱乐,为什么在东北不行?因为东北天冷呐,太冷了,你坐一会儿脚就冻坏了,弹一会儿琴手指头就冻麻了,所以得火爆热烈地去唱。大家知道东北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就我生活工作过的辽北,那个地方现在的最低平均气温是摄氏零下35度,这还是在全球气候变暖的情况下。你想在过去山区大雪封山之后,出不去进不来,一个村子几十户人家,一点文化生活都没有,你要不想被憋死闷死,就得自己寻找一种快乐文化,于是这样大家创造了二人转。

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产生的。闹秧歌是耍正月、闹二月、哩哩啦啦到三月。大秧歌进村,只扭不行,也得唱。在财主家、村长家打一个清场,不管会不会唱,最少也要唱几句“一进大门抬头官,看见您老灯笼杆,灯笼杆好比摇钱树,金马驹就在下面拴”,大吉大利,人家好给红包赏钱。到了晚上,扭秧歌的人要找地方住,老百姓不愿意给招呼住宿,说人太多。于是领头的说,不白住,我们给你唱,后来就有了唱秧歌,就是唱二人转,慢慢就形成了二人转这种艺术形式。

北京的小品应该是在相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很重视语言包袱、语言的幽默性。东北小品注重的是喜剧情节、喜剧性格,不是语言包袱。比如《不差钱》里面点菜,“有没有?没有。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它真就不是语言包袱,而是在特定情境里,由喜剧人物和喜剧性格形成的对话。

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

上世纪90年代末,我们在广西第一次召开赵本山喜剧艺术研讨会,为什么没在东北开?为了躲口水。到广西去开,没想到上海去了几位重量级人物,其中有余秋雨先生。我们知道这些人很厉害,我们东北的乡下人面对着这些上海的专家不知道说什么,不说你也是乡下人,说了就更是乡下人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最先支持我们东北喜剧小品、支持我们东北俗文化的人,就是上海这些专家,一直支持到现在。

当时余秋雨先生就雅与俗的问题,回答了我们,他说你们不要在乎人家说你们俗,你们把脚站在黑土地上,踏踏实实一步步向前走,坚持自己的风格,一定会走出自己一条路来的。

其实二人转走到今天,东北喜剧小品走到今天,走出了这么多喜剧明星,我告诉大家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舍庙堂之高,求江湖之远。

我和赵本山讨论过,二人转就是俗的,不要努力去登什么大雅之堂。我们全国这么多地方剧种和曲种,很多枯竭了、消亡了,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急于脱俗,看中了所谓大雅之堂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脱完俗一步步艰难地登上去,结果这是一个艺术的脚手架,登上去就下不来了,然后等待它的只有死亡。赵本山后来说,啥叫大雅之堂,东北一亿观众,那么多人喜欢,那就是最大的大雅之堂。二人转不能离开人民,不能离开土地。

(《解放日报》3.6 崔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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