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从奥运会后开始执行的机动车“五日制限行”将于4月10日结束。由于实施限行前未举行听证，这一长达半年的行政强制手段一直饱受争议。
“五日制限行”在实施期间对缓解交通拥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行政强制手段不能治本，难以随着北京机动车的持续增长发挥效力。
实际上，即使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对私车的限行也只是作为一种可选择的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强制手段。韩国从2006年6月12日起，实行“五日制”机动车出行规定：每天按车牌号码尾数来禁止一部分车辆进出640余家政府机构和单位。实施后大大减少了公务用车数量，也促使公职人员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首尔市政府又推行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果车主在政府相关部门办理手续，选择每周固定的一天作为自己车辆的“禁行日”，并在车辆上贴上“星期X”的标志，车主便可享受减免5%的车辆税、减免10%至20%的公共停车场停车费等优惠。另外，这样的车辆在加油时还可以享受优惠油价，出入市内隧道时支付的通行费也比别的车要低。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是将车辆根据牌照尾号分为5组，从周一至周五限行。但是，圣地亚哥市政府规定，如果车主希望“无限制”行驶，可以多缴纳行驶许可费；如果车主愿意每周少开几天车，可以免除部分行驶许可费；如果车主决定从周一到周五都不开车，可以免交行驶许可费。
“五日制限行”这种一刀切的强制行政手段对地方政府部门来说是执行起来最简单的，却不是效率最高、最得民心和最科学的。经济杠杆与强制手段相结合，比简单的一刀切要灵活。即使这样做地方政府部门的管理难度会加大，那也是分内之事。
（《中华工商时报》3.30 南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