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6年不完全统计，在全国的8000多万残疾人中，聋哑人有2000多万，其中5％左右是先天性残疾，7岁以下的聋儿达80万”。刘浚被这组数据震惊了，于是开始拍摄聋儿群体。
过去的一年多，摄影师刘浚致力于拍摄中国聋哑儿童的生活。他的镜头里，记录了上百名聋儿的生存状态。这个28岁的
3月26日，T42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刘浚要赶去陕西“还债”。“债”是去年11月欠下的。几位西安网友给他发来一些聋哑学生的信息，并邀请他前去拍摄。但那恰好是他最穷的时候，“钱包里只有30块钱”，买不起一张到西安的火车票。他只好告诉网友，“眼下很忙，等等再说”。
实际上，刘浚转身便去挣钱攒路费了。
一个家庭有多弱
经过19个小时奔波，刘浚冒雨赶到了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红太阳学校，失聪学生名单中的大部分就读于此。校园不大，200多名健全学生和34名失聪孩子同处一个院子学习和生活。
二楼的聋儿教室里，学生最小的6岁，最大的19岁，都趴在油漆斑驳的课桌上，挤在两个相互连着的小教室里。
“我可以拍照吗？”他压低声音问正在上课的女教师高亚兰。
“什么？你大声说，他们听不到，不会受影响。”高亚兰提醒道。
近4个月没有直接和聋哑人打交道，经高亚兰一提醒，刘浚忍不住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
他习惯性地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耳朵，发现“竟然没有一个戴助听器的”。
“拍了那么多聋儿，这是我见到的最惨的！”在拍照的间隙，他一遍遍向身旁的网友感叹道。
后来到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时，刘浚首先看的，还是学生们的耳朵。他发现全院90个学生，只有一个做了人工耳蜗（一种能使全聋患者恢复听觉的医学装置）手术。做一个这样的手术，大约需要20万元左右，那大概是他肩上背的摄影器材的价格。
这是刘浚第一次到西部拍摄，像这样一次次令他震惊的状况，一直伴随他的整个拍摄过程。
名单上第一个名字是“雷海珍”。不过，13岁的小女孩几天前患上感冒，已被母亲领回武功县薛固乡下雷村的家里，一直在打吊瓶。
刘浚赶到雷家。刚刚病愈的雷海珍正在纺线。卧室又暗又小，土炕前勉强能摆下一架纺车。十几个纺锤上的红线与白线，是她和妈妈轮流纺出来的。雷海珍用手语告诉老师，这是在给姐姐织嫁妆。
小海珍身上的衣服，全是网友捐的。透过鞋尖已经开裂的运动鞋，能够看见白色的袜子。见有陌生人来，她用力把脚趾往里面缩，同时把红肿的双手紧紧插在衣兜里。
雷海珍身后的门洞上，垂挂着塑料和旧布条，雨水顺着塑料和旧布条滴落在下面摆着的陶缸、铝盆和塑料盆里。略显浑浊的水中，能看见一些小虫子在蠕动。雷海珍的妈妈解释说，这雨水要用来洗菜和洗手洗脚。自家井上的水泵坏了很长时间了，没钱买新的，吃水只好从邻居的井里提。这赶上雨天，接点雨水，少从邻居那里提点水，也就少讨人嫌。
由于家里欠人家4000块钱，雷海珍的爸爸已在十几天前出去躲债了。刘浚得知，雷海珍的爸爸是当地技术最好的电焊工之一，脑子挺灵。1988年，雷海珍的姐姐出生。3年后，雷家盼来了一个儿子，却发现是先天性残疾。1996年，在雷海珍出生前，家人都希望生下的是个健康的儿子。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很严，为避免被工作队的人发现，刚生下的女孩儿被整天捂在炕上。悲剧最终在雷海珍7个月大的时候发生。她的耳朵开始流脓流血，她妈妈向婆婆要钱给孩子看病，却遭到老人的拒绝。几经拖延，雷海珍最终失聪。一岁半时，她被送给甘肃的一户人家。几十天后，对方发现孩子对声音没反应，就又送了回来。
在她哥哥看来，正是自己的残疾和妹妹的聋哑，使得“整个家庭的幸福和信心，都在瞬间破碎了”。
一张“全家福”有多难
66岁的乡村医生彭永发是名单上的学生彭仪的爷爷。随着两个聋哑儿子的出生，他的幸福生活似乎也突然消失了。
好在老人名声不错，两个儿子最终都娶妻生子。但老人心里的那根“弦”从没敢松，直到大儿子生下一对健康的孩子，他终于喘了一口气。但这口气并没喘太久。2003年10月，小孙女彭仪出生，孩子像她妈妈一样，仅仅残存一点听力。发现女儿也聋哑之后，彭仪的妈妈在2005年春节离家出走。
找回妻子，成了彭仪的爸爸这些年唯一做的事。“这4年多，他一直在外面，有时候一年回家一次，有时候整年不归。”彭永发苦笑着告诉刘浚。
27岁的刘珍从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后，临时留校工作。她至今还记得24年前自己因注射青霉素过量而失聪时，妈妈带着自己四处求医的情景。“那时我妈妈非常痛苦，差点不想活了。”她写道。
刘珍聪明漂亮，2008年曾参加残奥会开幕式表演。父母的苦苦支撑，使得她一步步完成了大学教育。
到聋儿家拍照时，刘浚无一例外会给每家都拍一张全家福。刘浚说，他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聋儿幸福不幸福，首先在于全家人怎样呵护。”如今，他有了更鲜活的解释：“你看看刘珍，如果不是她爸妈和家人一心想救她，她绝对没有今天。”
一道鸿沟有多深
聋哑学生喜欢远远地看健全同学做游戏，他们相互打着手语，对游戏发表议论。偶尔有胆子大一点的，会靠近些，但并没有机会加入。
在一旁看着这场面的史校长，进退两难。红太阳是一家原本只招健全学生的寄宿制私立学校，学生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03年才开始招收聋哑学生。史校长希望两类学生之间可以多一些交流，“毕竟聋哑孩子长大后，还是要接触社会上的健全人”。但今年春节过后，学校的健全学生一下少了四五十人。家长告诉史校长，他们发现孩子回家跟人说话时，像聋哑孩子一样边说边比画，他们担心，孩子会被聋哑孩子影响得不会说话了，于是选择转学。
而在西安美院特殊教育学院，毕业生找工作是个大难题。至今，应届毕业生找工作均无着落。
“他们说宁愿要女娃也不要我们（聋哑男生）。”杨峰在纸上写道。
“他们都是骗人的，为了减税而来的。”另一个学生写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聘用残疾人达到一定比例，企业可以减税。这些毕业生去过很多次招聘会，结果都是无功而返。有学生跟刘浚抱怨，学院不关心他们的就业。作为学院的负责人，秦东对此也颇为头痛。“健全毕业生的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至于聋哑学生，靠学校的力量根本解决不了。”
一束光能照多远
拍完最后一个聋儿家庭，刘浚在天黑前返回了武功县城。晚饭时，刘浚告诉高亚兰，自己第一次拍摄的聋儿，是河南省洛阳市的一个弃婴。这个女婴被好心人收留。收养她的人，给她做了耳蜗手术，还把捡到她的那一天，作为她的生日。
听到这些，高亚兰突然眼圈一红，在饭桌上掉起了眼泪。在下午家访的过程中，她无意中得知自己曾教过的一个脑瘫学生，在去年夏天退学后，被家人托人带到广东扔了。“他身体那么差，能活三天就不错了。”高亚兰很担心。
她教过的残疾学生，大多像雷海珍一样没有户口。他们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没人能从户口簿上找到他们。在这个国家数以十万、百万、千万计的统计口径中，他们是一个并不存在的“0”，再“阳光”的政策，也照耀不到他们。
有一次，高亚兰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愿意资助学生的网友，当她告知对方要资助的学生是聋哑孩子时，对方立即就放弃了。
“现在唯一支撑着他们的，只有他们贫困的家庭。”高亚兰在博客里写道。而刘浚相信，用镜头对准他们，至少会有一束光，使他们无声的世界不至于一片黑暗。
(《中国青年报》4.15 王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