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列阳总结的落马“贪官”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愤怒者的心态，
第二类并不是有意而贪，而是法律上的无知。这些人主观上没有贪的故意，客观上有贪的行为，他们非常缺乏刑事法律知识，以为“我可没答应要，那就是没拿”，实际上钱都到了办公室了，国务院学院系统某局级干部王某就是这样。办案机关从他办公室查出10万美元和10万港元，如果他想据为己有，他早就交给老婆或者存到银行了。他认为自己很冤，钱列阳告诉他：“这块肉明明在你嘴里，没有咽下去，难道能说你没吃？”
第三类是真正的贪官，主观上就想贪钱。钱列阳总结出五个特点：一是50后出生；二是“文革”后的第一二代大学生；三是年轻时吃过苦，很勤奋，努力到现在的位置，不希望孩子受苦；四是在本职岗位上做出了成就，甚至是为党和国家立过功的；五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到国外上大学，工资不够孩子出国的费用，行贿人就负担了这些费用，直接给孩子汇钱。
钱列阳分析说，很多官员受贿不是为了个人的生活，而是为了向更高一级的人行贿。他们左手受贿，右手就行贿。现在的问题权钱交易还在其次，权权交易是最可怕的，刑法上根本没有认定。
律师许兰亭被认为可能是代理贪官案件最多的律师，他看到的更多是对贪官惋惜和遗憾的一面。
这些人都是一些领域的大专家、大能人。比如郝和平（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前司长），对医疗器械的研究和了解不是学者能比拟的。还有农业部的农垦局原副局长丁力，他是提出“农村企业化”的第一人，因为受贿几十万，被判了8年；农业部的孙鹤林，在青藏高原呆了二三十年回来，身体也垮了，因为女儿的事情牵扯进去了。
许律师说，从个人情感的角度，我为他们感到惋惜，也为社会付出这样代价感到痛心，他们的落马也是社会财富的变相流失。
(《南方周末》4.30 黄秀丽 孟登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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