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律精神上说，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结果正义重要？如果必须把它们排一下次序，程序正义无疑处在优先的位置。否则，在程序正义缺失或受损的前提下，结果正义是没有意义的。
2008年12月2日，应摄影家赵铁林之邀，笔者以个人身份，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旁听东方歌舞团常巍东诉赵铁林在《镜头里的社会》（
笔者递交了身份证件后，领取了旁听证。这意味着，作为公民，笔者已依法获取了本案的旁听权；也同时意味着，本案属于公开审理性质。正式开庭时间为13时30分，可直到13时45分，本案的审判长和审判员才步入法庭。这迟到的15分钟，已先使法庭的严肃性打了折扣。
还没等审判长落座，原告即提出自己“赤身裸体”属于隐私，要求不公开审理本案。审判长马上指着旁听者们说：“你们都是哪单位的？出去，出去！原告已经提出了不公开审理，你们不能再旁听。出去，出去！”这就奇怪了，我们是以公民的身份来旁听案件审理的，与哪个单位的有什么关系？而且对原告当庭突然提出要求不公开审理，按例应由合议庭合议慎重决定，怎能由审判长一人说了算，这本身就违反了程序正义。“人民陪审员”桌牌后面一位身着法袍的女法官高声插话：“这是法律规定！你们出去，出去！”这就更奇怪了，“人民陪审员”可以穿法袍？法庭的严肃性再度打折。
所有旁听者被迫离开。在一楼大厅，大家向导诉台的工作人员提出抗议，并要求给个“说法”。
在包括笔者在内的七八位旁听者中，有两位身份相对“特殊”的公民，一位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图娅，另一位是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高级法官、长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的窦邯卫。但即便是他们，在申领旁听证和向本案的审判长提出抗议时，也完全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其他旁听者也说出了自己的身份，如法学家、摄影家等。大家之所以“被迫”亮明身份，也还是想继续旁听这起案件的审理。
于是，更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在导诉员联系了法院相关领导――据说是“庭长”之后，先是图娅教授被单独允许可以参加旁听，但被图娅教授拒绝：“我今天来旁听，不是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而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我可以旁听，其他公民为什么不可以？”接着，导诉员又“邀请”窦邯卫和图娅两人到五楼去，表示“庭长”想和他们聊聊。他们再次拒绝。窦邯卫先生批评说：“审判长态度粗暴地将旁听公民‘赶出去’，审判人员不按时到庭，‘我是法官我说了算’，这种事发生在首都的基层人民法院，十分严重，是特权思想的暴露，对此，我感到很吃惊”。当导诉员得知旁听者中还有记者时，马上紧张地问哪位是记者，是哪家媒体的。在半个多小时内始终没有得到法院相关负责人的“说法”，旁听的公民只好离开法院。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个个细节，非常耐人寻味。正如笔者在抗议现场所说：“这些事情本身，比这起案件更有价值。”价值何在？就是：法律程序本身，比案件审理结果更重要。毕竟，这起案件只是个案，审理结果错了还可以修改，而由于程序正义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公民因此对“法律神圣”产生的怀疑却难以修复。显然，这个后果是更加沉重的，发展到一定时候，甚至会成为社会的一种“难以承受之重”。
（《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曹保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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