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10日深夜，河南遂平县?岈山卫星农业社韩楼生产队，靠近打麦场的两亩九分地在突击收割之后，“秤”出了亩产3853斤的惊人数字。6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题发表稿件，标题是《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
“就是这块地！”51年后，韩楼村副支书钟良和指着村口一块麦田说。
当年，卫星公社党委书记陈丙寅曾指着打麦场上的麦垛，带着怀疑的口气问韩楼生产队长陈世俊：“这是一块地里产的？”陈世俊支吾一声。陈丙寅又问：“哪块地？”后者随手一指：“那块。”
时逢大跃进赛高产，这块二亩九分的土地作为试验田一开始定了个亩产2000斤的目标。社员们想，不用新法子不行，于是不留背垄，种成方格田。要除草的时候没法下锄，只能用手拔。然后一车一车拉粪上肥，但最后也只产了200多斤。
正待割麦的时候，上面的指示下来了。社长钟清德召集几个生产队干部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去放放，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哩，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
钟清德认为，高产卫星亩产起码得3000斤。有人说，要放这么大卫星，除非把十亩地的麦子弄到一起。没想钟清德当即拍板，并吩咐大家：“告诉群众，谁传出去是假，就是给党脸上抹黑，开群众大会辩论他。”
“一大垛麦子，连夜从十几亩地里割了堆在一起，说是一块地的，谁看了也不信，可谁敢说啊。”今年78岁的韩楼村民陈广宪说。
公社书记陈丙寅亲自过磅。“过了几次，达不到产量标准，再复打，在麦垛里翻麦，麦秸都碾成麦糠了。打了五遍，最后到了亩产3853斤，才说够了。”陈广宪追忆。
土都挖没了
“放了卫星之后，全国各地除了西藏、台湾，都派代表来参观了。”陈广宪说，人多的时候，村里的两口井都打干了。
这块长麦的地生长出了一些诡异故事。“上海一个老专家来了，不相信放卫星产量，结果他自己那个参观团把他给打了；英国和美国的代表来了，队长在打麦场中间放个桌子，自己站在上面讲：我们明年准备打五千斤、打六千斤，消灭帝国主义！”
每一个考察团来，第一站就是来田边摸摸麦穗，攥攥土。“这里的土都不知道被挖了多少，装在罐罐里回去测量。后来熟土都快没了，队 里不让人再挖。”陈广宪说。
参观团来了又走，回去是加码造卫星：大如席的烟叶、七尺半长的豆角、长成森林的芝麻地、一颗一斤多重的玉米......消息传回来，卫星社也不能不跟着加码。
“社里报红薯亩产过万，一个80斤，小的也要50斤，专门打了桌子抬着要去献礼。”陈广宪回忆，“大家过去看，就是拿大头针一个个别在一块儿，一堆红薯当成一个。”
地是块好地
高产量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遂平县全县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为9000万斤，平均亩产定为500斤。到了1959年，粮食歉收，征粮标准还按照丰年来，家家户户都没了粮食……
直到1979年，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目标终于回落。9月19日，县委要求批判极左路线在农村中的影响，实现小麦单产350斤。
潮起潮落，倒不影响“卫星田”在社里的地位。“实验田嘛，一个庄的粪都往这儿上。”陈广宪笑着说，“后来分地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这块地。”
钟良和介绍，这块地在1982年分给了三户人家，之后变动多次，直到1998年才完全固定下来，实行“农村土地30年不变”的政策。如今这二亩九分地分属于韩楼村梁里妮、李国、郭成三家。
“这块地算是村里产量高的，亩产能有千把斤。”李国看着这片地，憨厚地笑着，“以前说3000多斤，那是吹牛的咧。”
“地是块好地。”他说。
（《?望东方周刊》2009年第21期 刘芳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