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斤澜像任何人一样，不能成天满脸堆笑，在他独处的时候，在他沉思的时候，在他与朋友谈心，质疑某些人情世故的时候，他不笑，他的脸上甚至罩着一层愁云。他睁着两眼盯着你，要倾听你的意见，你会发现，他一双严肃的眼睛上面，两眉不是舒展的，是微皱着。这时你想，他是仁者，但不
我知斤澜之名，是从1957年1月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他写的《台湾姑娘》始。以后每有新作，一定要浏览的。只是他惜墨如金。不过偶有一两篇发表，每每令人难忘。我记得某个短篇，一开篇就写山村中响起了钉棺木的丁丁声，我仿佛身临其境，不但听到了一声声斧斤沉重，而且闻到了山中林木的潮气和锯末苦涩的香味。应该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就是说，1949年后，十年间内地的文学作品中，我敢肯定没有人写过这样的细节。
当时听说斤澜是中共党员，却不知道，这个抗战初期入党的少年，抗战胜利后被党组织派去台湾，但从台湾归来后，却一直未能接上党的关系。从50年代到70年代，斤澜并无党籍。过来人都知道，在那极端的年代，一个“脱党分子”，其政治地位远远低于从未入党的普通群众，实际上等于“审查对象”，说白了，就是“怀疑对象”，在“革命警惕性”的名义下大胆怀疑，可以怀疑你是叛徒，也可以怀疑你是特务。
他曾经到云南边境傣族地区去，那时叫体验生活，总之也观察，也采访，比一般的旅游要深入些。回来以后，想不到他却落下个要偷越国境叛逃的嫌疑。原来是他在当地月夜，走下竹楼散步，被同行的人告发了。由于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加上“革命警惕性”深入人心，再加上划一的思维方式，告发者的有罪推定――认为他所谓散步，正是为偷越国境“踩点”――似乎也合乎逻辑，尽管今天回头看像是一则笑话。
斤澜对世事看得很透，所以他没有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峻急。这可不是说他没有是非。对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登峰造极的极“左”暴政恶政，他在《十年十癔》一类作品当中立场鲜明，那就是判明善恶，悲天悯人。
斤澜在所谓文坛上处于边缘，人与文俱如此。“文革”以前，他不赶浪头，如果说不仅是因为对艺术的持守，也还因为身份的缘故，不免谨言慎行（但像在小说开头大写钉棺材，则在当时政治文化气氛下，又确是大胆之举）。那么到“文革”之后，大家高呼解放之际，也该放开了吧？他仍然不赶“浪头”。那时候人们都说，一个汪曾祺，一个林斤澜，他们的小说不管写得多好，也是冷盘小菜，即成不了“主菜”，在刊物版面上，“上不了头二条”。汪也好，林也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却也甘之如饴。他们的艺术自觉和相应的自信，比大伙儿前行了一大步。
有一次，在涿县桃园宾馆开一个文艺方面的会，主要让搞评论的和编辑来，就文艺和政治关系等问题统一思想，统一步调，也有少数作家列席，其中就有林斤澜。轮到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说：我们现在一谈文学，老是谈文学的外部关系，是不是也应该多谈一点文学的内部关系？……一言出口，大出主持会议的官员意外，有些惯于听套话的人，也满脸吃惊，这个问题提得好不陌生。会议休息时还有人交头接耳，好像林斤澜是个外行人闯进来说了些外行话：文学还有什么“内部关系”？
那次会，斤澜是由北京市文联（作协）提名参加的，做了这样不合时宜的发言以后，这类会就不怎么找他了。
我曾说斤澜终其一生是寂寞的，不是指他少在官方的会议上抛头露面，那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但他在文体实验上和寡，那才是需要有坐冷板凳的坚忍不拔才行，所谓寂寞自不待言。
他默默地写他的短篇小说，再加上晚年写些散文随笔，煮他的字，炼他的意，每个字每个意思都不是轻易下笔的。长篇大论发表自己的艺术主张，不是他的性格；偶有流露，多是在评论别人的作品时。但他不是不想理论问题，有时大概想得很苦。
最大的寂寞，是不被理解。斤澜也是常人，自也有“被人懂（理解）”的需要。但人所共知，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任何正常和正当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斤澜晚年对《矮凳桥风情》比较满意。然而这一点不为人们留意。于是，人们好意地提到他的“代表作”，总还是说《台湾姑娘》怎样怎样。
斤澜从不以先锋自居，他只是默默地走自己认定的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走对”了，而是忠于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艺术理想，抵抗各样的来自权力的、世俗的压力和诱惑，从而义无反顾地“一意孤行”，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北京青年报》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