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掀开了新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坚持实事求是，顶住巨大压力，对该
文的修订与最终发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今年5月14日是杨西光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日，著名学者金冲及先生特别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从1954年起，杨西光在复旦大学当了7年党委书记，不久，又兼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我主要是做文字方面的工作，按照他的思路写讲话、工作计划、文件之类。
夜以继日地工作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杨西光始终把复旦的工作、上海的教育工作真正当做事业来干，全力以赴拼着命干。我清楚地记得，每年他只有大年初一放我一天假，初二就一定把我叫到他家去布置工作。
有一次，他的一个报告稿，我起草了一万多字。晚饭他把我找去，说写得不行，要重写，明天早上给他。还好，那时候我年轻，一个通宵把一万多字的稿子给赶出来了。这种严格训练对我实在很有好处。他不只是对别人这样要求，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宿舍去，要起草一个报告，交待完了就说：你到我卧室旁的小房间去写，什么时候写完了就什么时候叫醒我。我写到下半夜两三点钟，写好了去叫醒他。他“啪”地一下就从床上跳下来，脸都不洗，戴上眼镜审阅和改稿子。
反右时，保护了大批教师
这里要提到1957年复旦的反右派。前不久我见到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他说：“与复旦不同，我们反右时吃了大亏。”反右时，复旦教师中的主要骨干力量都没有打成右派。
在当时那个时代，杨西光保护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1958年的时候，有一次教育部派调查组到复旦大学蹲点，开始时有点气势汹汹。杨西光说，你们准备批判的两个人是我们经济系的两面旗帜，不能倒。
充分发挥老教授的作用
反右一结束，复旦大学发展了一批著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复旦大学党委里，党委委员有苏步青、谢希德、谷超豪等。谢希德是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谷超豪是杰出的数学家，又是地下党员，但来复旦前挨了整，不让他去苏联留学。后来，杨西光同志仍派他留苏。在最后论文答辩时，莫斯科大学的校长彼得洛夫斯基破格地越过副博士直接授给他博士学位。
谈家祯是遗传学界中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平时讲话也随便，西光同志要他女儿谈曼琪先做他的工作，反右也没事。
当时的复旦大学，如何发挥老专家、老教授的作用，是下了大功夫的。那时，复旦的教授中，学部常委(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有3个：陈望道、苏步青、陈建功。学校买下了一座小楼给陈望道住(还有他主持的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后来还特地盖了两栋小楼，给苏步青、陈建功住。那是最好的房子了，当时还有教授发牢骚呢。杨西光自己只住在普通的第七宿舍内。卧室只有8平方米左右。
当时为有专长的教授专门配备助手，比如陈望道、谭其骧等。为陈望道成立了语言修辞方面的研究室，还专门为谭其骧成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
培养新人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培养使用，杨西光花的功夫也非常大。当时拟定重点培养名单，有20多人，记得中文系有王运熙、胡裕树，经济系有蒋学模、苏绍智，数学系有谷超豪、夏道行，物理系有华中一等。他对学生也很关心，像后来当了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50年代大学毕业后就派到丹麦留学。当时，大学派留学生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是很少的。
(《中华读书报》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