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记录”的伦理困境

2009-06-14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如果不是三段视频，6月5日成都9路公交车上发生的悲剧，也许会让许多人感到遥远。若只有喧嚣的怀疑和问责声，只有忙不迭的表态、承诺和慰问，我们将无法感受一场灾祸最直接的力量。那种力量由惊恐、茫然和惨烈的伤痛组成，并能最有效地触及我们的灵魂深处。这种力量来自现场。

这三段视频的拍摄者都不是记者。事

发之时，他们在现场目睹了这一过程。他们手里有手机、相机或者摄像机，对着现场，打开镜头。一个“公民记录”的时代来临，并将为我们更好地了解生活作出贡献。

然而一道难题也伴随而至：面对灾难，我们将怎么选择？是立即奔向前尽绵薄之力抢救，还是在一段距离之外拿起手机等工具，为其他人传递信息？

事实上，同样的伦理困境，存在于新闻界已逾百年。众所周知，因为拍摄《幼女与秃鹰》，一名记者受到谴责和自责的重压，最终自杀。尽管人们相信，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可以找到平衡，但事实是，这个平衡，至今无人找到。

这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这将是一个日益普遍的困境。它应该得到广泛讨论，因为这关乎人们心里一些最珍贵的东西：爱、真相，等等。

（《中国青年报》6.10　张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