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不断攀高的维稳成本。
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维稳成本统计。但仅就部分地区的情况来看，维稳支出每年以两位数增长，维稳经费相当于甚至超过政府的民生支出，似已成为普遍现象。例如，上海金山区1996~2006年政法总投入12.4609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5.6％，年均增幅1
如果说上海、广州属经济发达地区，高昂维稳成本尚能支撑的话，对于经济并不那么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就不免令他们捉襟见肘了。
高昂维稳成本已经是沉重的包袱，但为什么就是降不下来呢？
原因很多，最重要的是国家基本制度一定程度的失灵。几乎所有群体事件发生之初，都往往是小事，只是因为拖，最后拖成了大事。而这个拖的过程，往往都是当事人求告无门的过程，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过程，从只是满腹冤屈发展到满怀怨恨的过程。之所以求告无门，因为正常渠道不正常，不具备解决问题必须具备的足够权威和实际能力。
既然正常渠道不正常，社会矛盾和冲突一旦发展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就往往只能法外解决，特殊处理。长期如此，法外解决、特殊处理就会成为处置群体事件的惯例，国家基本制度就可能被冷落，越来越失去公信力。
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本身已经充分具备了维稳功能。现代媒体制度保证了媒体信息发布的公信力，现代司法制度保证了司法最高和最后仲裁的地位，代议制度则保证了民意的规范表达和民意对权力的有序监督。只要这些正常渠道是正常的，那么所有的社会问题，都不难分散纳入各自的体制路径，经由成熟的程序，以最小的成本得到专业化的解决，而不至发展为危及整个社会的狂涛巨浪，让整个社会都付出高昂代价。
所谓维稳成本，总的来说就是法外解决、特殊处理的成本。这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之外多出来的成本，而且因其原始性、粗放性、不可复制性，注定成本之高超乎寻常。天价维稳成本证明，让正常渠道作为国家制度的基础设施能够切实地起作用，已经是刻不容缓。
（《东方早报》6.26笑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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