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鹿希(摄于1992年4月)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
4月初，我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我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担心她挂断电话，我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我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我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也不会这么早死了！”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我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许德珩与邓稼先
许鹿希是许德珩的女儿。当邓稼先领受任务神秘“消失”的那一年，许鹿希才30岁，而家里既有双方的老人，还有两个少不更事的孩子……许鹿希说：“许多人认为我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家的小姐，生活一定非常优越，其实正好相反。我父亲年轻时多次被捕过；后来又被北大解聘教授，家里生活很困苦。我是家中长女，所以许多事情得我做。”
许鹿希说:按北方一般的习俗，是常要叫女婿到家来干活、向老人问寒问暖的，而邓稼先非但做不到这一切，还去向不明，还要家人成天为他提心吊胆。之前，我父亲尽管不知道女婿在搞原子弹，但知道是搞国防武器，在做保密工程，他又不能问，唯有把好烟好酒留给稼先……
(《档案春秋》2009年第7期 倪既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