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赫鲁晓夫通过与毛泽东的直接会谈，以及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的会谈，试图规劝中国领导人接受已经为社会主义阵营所接受的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和总纲领，但遭到中共的严词拒绝，并导致激烈争论。在无法说服中共的情况下，直到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苏联才企图以撤退全部在华专家的非常手段压服中国。
如果说莫斯科欲借撤退专家和撕毁合同对中国实行类似经济制裁的政策，那么赫鲁晓夫应该想到，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候，西方的全面制裁都没有发生效力，而现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济基础，对苏联的依赖性也在减弱，再使用同样的招数，除了引起中国的愤怒和怨恨，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何况，赫鲁晓夫想压服中国本身就表明，苏联并非要全面断绝与中国的关系，从战略上讲，莫斯科也无法想像毁灭与中国同盟的后果。但赫鲁晓夫采取违反国际协定撤退专家的做法，恰恰是把盟国之间的内部分歧和矛盾以国家关系破裂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样做的结果无异于授人以柄，把中苏分裂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所以说，苏联全面撤退专家是一时冲动的、愚蠢的举动。
（《北京日报》7.20 沈志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