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革命”乃是伴随着欧美工业革命的一场文化和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土壤，首先是母亲地位的变化。这一时代，欧洲城市工商阶层日益富裕，其家庭主妇已经不必像传统农业社会的妇女那样从事繁重的生产和家务劳动，这使她们能够更专心地养育儿女，早期教育由此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被卢梭(1712~1778)等哲学家大力鼓吹。
卢梭的《爱弥尔》，无疑是“童年革命”的开山之作。他在书中哀叹“我们对儿童一点也不理解”，总是把小孩子当大人看，根本不考虑孩子的特点。他把童年和成年明确地区分开来，确立了“童年本位”的教育学说，即通过给孩子最大限度的自由来调动其自身的潜力，把他们从课堂中解放出来，追寻着内心的渴求，大胆任意地探求世界。老师的使命不是传播知识，而是帮助孩子们发现这种内心的渴求。
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授课”
不过，卢梭只是个哲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念落实到操作层面。真正开始在教育实践中应用他的原则的，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他在瑞士的伊弗东创办实验学校，收纳包括孤儿和农民子弟在内的各类学生。他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然教育：培育孩子们内在的学习冲动。
当时欧洲的教育方法和现在中国的主流方式并无太大区别，都是老师无休止的满堂灌式授课外加学生背诵课文，不好好读书的学生甚至要面临体罚。裴斯泰洛齐则彻底废止了这些，代之以“实物授课”，书本的重要性被降低了。算术课引进了石头、苹果等实物，用以发展孩子组合(加法和乘法)、分离(减法和除法)、对比(多和少)等概念。地理课以野外考察为主，孩子们要自己测量地形、收集矿石和植物，并在课堂上进行描述……这种先实物、后词语和概念的教学原则，符合儿童的认知能力。
福禄倍尔和幼儿园
裴斯泰洛齐的追随者、德意志教育家福禄倍尔(Friedrich Froebel，1782~1852)将裴斯泰洛齐的儿童教育原则进一步发展，最终创立了幼儿园。
1837年，福禄倍尔开始筹建自己的早期教育学校。两年后在当地的森林中跋涉时，他突然想出了学校的名字：“幼儿园”(kindergarten)，直译是孩子们的花园。1840年，他正式建立了“全德意志幼儿园”。
幼儿园改变了人类的教育体系。在此之前，7岁前的孩子是不上学的，一上学就要学习读书写字。福禄倍尔则第一次把学龄前儿童组织成课堂。但他不是让孩子们读书写字，而是强调他们自发、自由活动的重要性，把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核心。为此，他发明了“福禄倍尔礼物”，即12种手工材料，作为幼儿园的核心“教材”。其中占最重要地位的就是积木，其功能是让孩子们利用几何立方体来构造自己的世界。
蒙台梭利彻底颠覆了成人优越论
如果说福禄倍尔是早期教育的教父的话，意大利女教育家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就是教母。在“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上，她比卢梭、福禄倍尔走得更远。
蒙台梭利指出，孩子学习最有效率的时期，也恰恰是他们还不能和成人进行有效地语言交流、成人无法对之施加直接影响的时期。婴儿能在短短几年无师自通地掌握语言等最复杂的交流工具，这是成人在有老师的情况下也望尘莫及的。成人在婴幼儿期不能指导孩子，实在是孩子之幸。这样他们就可以免于成人的污染，按照自己更聪明的方法来学习。因此，一个人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零到六岁，而不是大学。创造了一个人的，是零到一岁的孩子，而不是其父母。因此，父母不要试图当孩子的老师，而要当他们的伙伴，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自然生长的环境。
“童年革命”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
“以孩子为中心”已成为西方早期教育的主流。遗憾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有过多次学习西方的浪潮，虽然有梁启超的《新民说》，有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以及“改造国民性”的高远理想，西方的“童年革命”却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
最让人感慨的是，当我们读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蒙台梭利这些早期的儿童教育家对旧欧洲教育的抨击时，每每感到他们所抨击的现象仿佛就在我们的身边，仿佛中国当今的教育还像18世纪的欧洲！不仅是学校，整个社会都以教材为中心，在孩子的心灵中强制灌输成人的理念。一个没有“孩子们的自由共和国”(福禄倍尔语)的社会，还算是一个现代社会吗？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自问的。
（《南方周末》7.23 薛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