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见他身材矮小，其貌不扬，有草根相。他是常州人，和我也可算是同乡，尤其是那口道地的常州话，好亲切。我对这位底层作家充满了好感。
之后，华东师大中文系一位老师要我帮他请高晓声去
高晓声把我安排在常州的一个国宾馆里，当晚他也住在宾馆。我们就谈古论今。我突然想起，我们几位教师有一次谈论《陈奂生上城》时，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认为反映的是干部关心农民的方法不对头，有的认为是描写城乡差别……他听了直摇头，说：统统不对，我要反映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要告诉人们，一个农民做天做地，到头来，所得的抵不上宾馆一张床的一天费用。这是多么辛酸的事！
次日，我们离开宾馆去车站，刚放下行李，高晓声突然说：不好了，我把存折忘在宾馆了!我大吃一惊。看他火烧火燎的样子，不像开玩笑。当时还没有手机，火车又马上要到了，我急得直跺脚。还是高晓声冷静，他说，别急，我和宾馆经理熟悉，请他去查找。随即他在车站找到了电话，和经理说了。
我们登上了火车，相对无语。我几次想问：你为什么把存折带在身上？这存折里有多少钱？但这些都是隐私，不大好开口。
下了火车,高晓声立刻和常州宾馆经理通话。对方说：存折在。
回到苏州，我和陆文夫谈起这事。陆说，他就是这样，存折总随身带，上次我们到福建开会，也是到机场了，他却把存折忘在宾馆里了。真把大家急死了。
听陆文夫这么一说，我心里泛起阵阵苦涩。呜呼，一个人把存折整天放在口袋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一个为我们塑造了李顺大、陈奂生这样的农民形象的大作家，却把存折整天揣着，天天为它的安危担忧。不管高晓声的名气怎么大，我都直觉地感到，这像是发生在我们常州乡下的故事。
（《文汇报》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