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青春期的隐秘欲望
1932年12月21日，看清华对附中女子篮球赛。说实话，看女人打篮球，其实不是去看篮〈球〉，是在看大腿。附中女同学大腿倍儿黑，只看半场而返。
1933年12月2日，过午看女子篮球赛，不是去看想［打］篮球，我想，只是去看大腿。
1934年5月10日，晚上，有人请客，在合作社喝酒，一直喝到九点，我也喝了几杯。以后又到王红豆(即王岷源，红豆乃混蛋的对音)屋去闲聊，从运动扯起，一直扯到女人，女人的性器官，以及一切想象之辞，于是皆大欢喜，回屋睡觉。
日记一旦公开出版，绝大多数人会把那些“不足为外人道”处尽皆删除。盖因欲望哪怕是正常的欲望都最易遭人诟病。尤其是被视为道德楷模的“国学大师”，年轻时竟也如此“粗鄙”，岂非自黑自辱！而结果呢？被评价为“非圣人弗为也！”公认坦诚的胡适，赤诚的吴宓，其日记又怎样？就我的阅读经验所及，似只有章克标的回忆可比。
骂臧克家与巴金
要知道，《清华园日记》2002年出版的时候，臧克家和巴金这两位文学界的大家仍然健在。由中国的传统看，“为尊者讳”一直是个被谨守的准则。可这个时候已年届91岁、跻身泰斗级大师行列的季老先生的选择竟迥异常人。
1933年10月31日的日记写道:“前几礼拜，作了一篇《再评烙印》，是骂臧克家的，不意给曦晨(即李广田)看见了，以为有伤忠厚，劝我不要发表，曹(葆华)诗人又不退还稿子，我颇为难――昨夜几失眠。”
《清华园日记》出版后，丝毫没有影响季羡林与臧克家的关系，两人书札往来相当频密。那么，季羡林为什么要“骂”臧克家呢？1933年9月13日的日记应该就是答案：“晚饭后，同曹葆华在校内闲遛，忽然谈到我想写篇文章，骂闻一多，他便鼓励我多写这种文章，他在他办的《诗与批评》上特辟一栏给我，把近代诗人都开一下刀。”
这一点与今天“骂名人”而求出名的路径何其相似乃尔！
季羡林原本对于巴金有很高的评价，如1933年8月18日的日记：“看巴金的《家》，令我想到《红楼梦》。”
后来，巴金参与编辑的《文学季刊》抽掉了原定出版的《兔子》一稿。这让季羡林大为不满，他在1934年3月25日、26日接连表达了对巴金的“恶评”：“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李)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我现在自己都奇怪，因为自己一篇小文章，竟惹了这些纠纷，惹得许多人都原形毕露，未免大煞风景，但因而也看出究竟。”但在“4月2日，《文学季刊》第二期把我的《兔子》登出来了。”这说明年轻时的季羡林不仅相当情绪化，而且其年轻时的心胸与老年时也有着天壤之别。
不满自己的大学老师
季老先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是西洋文学系。系主任王文显“不大会说中国话，只说英文，讲授‘莎士比亚’一课，有写好的讲义，上课时照本宣科，我们就笔记”。“上他的课，作抄写机，真比上吴可读(英籍教授PollardUrquert)的课都讨厌。”
他认为，吴宓是西洋文学系中最有学问的教授。但因对吴宓给自己的分数不满意，居然有些“气急败坏”。“吴宓把中西诗文比较paper(论文)发还，居然给我I，真浑天下之大蛋！我的paper实在值I，但有比我还坏的，也竟然拿E拿S。一晚上心里不痛快，我觉得是个侮辱。”
《清华园日记》让我们熟悉了季羡林先生年轻时代的所思所想所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一位“大师”曾经有过的真正真实的青年形象，难怪《清华园日记》被今日的青年学子当做励志书。
（《人民政协报》10．22 孟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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